作为2005、2006两个年度的畅销小说,《兄弟》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市场的洗礼,伴随着欢迎、质疑甚至种种争议。商业大潮席卷文学这一特殊领地,必然泥沙俱下,这一流行热潮的背后裹胁着怎样的社会心态,折射着怎样的趣味变迁?论文将从外部环境入手,分析作品出台的前因后果,媒体大张旗鼓的介入与作为在此功不可没,作家也主动配合宣传接受一次次采访,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吸引了众多书迷与崇拜者。传统与网络媒体在传播上起到了互补的作用,推动了作品的流行。而它自身新奇的特质也吸引了大众的阅读热情,论文发现小说的“时代”立意,即将改革开放与文革两个时代并置,并直接影响人物的命运,人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一再加强,极端化的书写造成了戏剧效果。下部新潮事物层出不穷,既富时代感又折射出众生相。上部文革的书写则以儿童为主角,大胆采用儿童视角,周围的成人世界显得不可理喻,反讽意味浓烈。而在价值取向上,余华一如既往的关注平民百姓,书写小城生活的悲喜剧,群众也一次次参与进来,既烘托了气氛,又在文本和普通人之间建立了相关性,体现了大众文化的要求。而消费主义也影响了作品的构思,欲望的符号在书中时时闪现,身体的开发迎合了大众的口味需求,也挑战着读者的道德神经,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抗可能。过度化的书写还体现在数字的大规模运用上,客观定量以假乱真,增添现实幻觉,具有技术理性的一面。论文宏微观并重,采用文化研究和文本细读的综合手法,对这一文化产品进行全方位考察,探寻其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之所在,从而对商业环境下的文学生产与转型时期的文化心态有更深入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