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种哲学史视野下的观念史个案研究,力图从“思想义”而非“训诂义”的视角揭示“艺文”“经籍”这一观念群内部的接续与跳跃,并透过“思想义”深化对于艺文经籍观所蕴含的“实践义”的理解。所谓“哲学史视野”,是指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概念分析法,将出现相同概念（“艺文”“经籍”）的文本材料进行排比并分析。而观念史个案研究则是指本文以“艺文”“经籍”为对象,将“艺文”“经籍”这一观念群本身的某些特征转化一些基本的解释单位（“体”“用”“文”）,考察二者所承载的宋代社会文化内涵,分析宋人对“艺文”“经籍”的价值评判是基于何种观念基础作出的,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艺文”“经籍”二词由来已久,对二者的考察多在史志目录的范围内进行。但“艺文”“经籍”在宋代的实际使用远超史志目录的范围,故本文将“艺文”“经籍”从史志目录中抽离出来,以新儒学中的“体”“用”“文”概念考察二者所承载的宋代社会文化内涵。“体”“用”“文”概念之所以能适用于对“艺文”“经籍”的分析,在于“艺文”“经籍”可还原到经艺、文辞、程艺、德治教化四个角度,这四个角度与“体”“用”“文”关系密切。唐末儒学衰微,科举与“经籍”之间存在张力:一方面是“经籍”本身被科举中的帖经测试异化为记诵之学,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是进士科的声势浩大让士人在诗赋层面做足功夫,“艺文”成为“经籍”的挑战者。北宋初期如范仲淹、石介、胡瑗诸人通过对程艺、文辞层面“艺文”的批评,将“艺文”“经籍”作为“道体”的承载者指向于经纶天下的“用”,“艺文”“经籍”在“体”“用”“文”三者之间达到了和谐统一。宋人对“经籍”一词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身份认知。就指称范围而言,宋代“经籍”与前代相比有了缩小,从广泛指称三教典籍变为主要指儒家经典。站在新儒家的立场上来看,“经籍”词义的这一转变称得上是对“经籍”的“净化”。大约与此同时,在新儒家内部产生了对“经籍”作者身份的讨论,这一讨论的进行与新儒家“道统”谱系的确立紧密相关——曾被纳入“道统”谱系的作者（如扬雄、王通、韩愈）,他们的作品都曾在某一时段内被称为“经籍”。而随着“道统”谱系的更新,一旦他们被剔出这一谱系,他们的作品也就不被称为“经籍”了。新儒家“道统”论的构建与“十六字传心诀”密切结合,由此形成了“传心不传经（籍）”的传承理念。新儒家认为除了作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外,不值得给予“经籍”本身更多的注意。而一旦这一载体并不是独特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精确的,“经籍”的作用及地位便被“弱化”了,并由此生发出了束书不观,即轻视泛指群书的“艺文”“经籍”的态度,开启了明代反智识主义的端绪。新儒学中道学一派着重强调“道体”,“用”与“文”均处于从属于“体”的位置,“体”“用”“文”三者在道学内部发生了割裂。“博于文”层面、泛指群书的“艺文”“经籍”被道学家基于“支离”“炫博”的考量予以批评。而当“文”承载起“道体”时,它便在道学内部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艺文”不仅可以资“用”,还可以通过文学的涵养性情作用涵“体”。“艺文”通过资“用”涵“体”在道学中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