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以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为着眼点,分析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情况,比较清代早期医家与明代和清中后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情况的异同,探索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特点和规律,揭示清代早期医家对明代医家用药风格的继承情况和对清代中后期医家临证用药及辨证论治理论乃至温病学发展的影响作用。 方法：选择9位清代早期医家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明代和清代中晚期各4位医家作为对比医家,分别统计其医案所载临证处方用药的方剂计量学指标；运用方剂计量学研究方法结合传统文献考据学方法和数理统计学方法,对三组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的方剂计量学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为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特征。通过方剂计量学指标统计,描述清代早期医家(喻嘉言、张璐、尤在泾、高鼓峰、吕留良、李用粹、王三尊、郑重光、沈鲁珍)临证用药特征。 第二部分为清代早期医家与明代和清中后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情况方剂计量学比较研究。该部分对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与明代医家(张景岳、王纶、李中梓、胡慎柔)及清代中后期医家(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临证用药进行比较分析,从临证用药范围(性味、归经、功能)、剂量、配伍、繁简度等方剂计量指标及 方药比较计量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关联性分析及聚类分析等)分析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特征与明代、清代中后期医家临证用药异同性。 结果： 1.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各具特点。 2.清代早期9家使用补益药与泻浊药均有显著差别。 3.喻嘉言、张璐、尤在泾、高鼓峰、吕留良用药以甘温为重,补气为要,重视脾胃,不忘肺卫；王三尊、沈鲁珍则以苦寒为先,清利开泄,脾胃俱重；郑重光用药以辛热见长、温补培元为其特点,聚类分析显示郑重光未能与其他八家聚为一类。 4.通过方剂计量学指标分析,得出清代早期医家在药味、药性、归经、功能等指标值与明代和清代中后期呈显著正相关(均有P＜0.01)。清代早期医家临证用药剂量指标(=d、-dx、-DZ),配伍指标(-C、-G、-Z),繁简度指标(TG、F1、F3)与明代和清代中后期有显著差别(P<0.05),清代早期医家-dd、-sd、F2、F4等指标以及君药、臣佐药相对药量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无显著性差别(均有P>0.05),使药相对用量明显大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P<0.01)。 5.清代早期医家甘温与苦寒、脾胃与肾经、补气补阳和补血补阴、温补用药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有显著性差别(P<0.05),清代早期医家甘温与苦寒用药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相关系数分别为r=0.957、r=0.955,脾胃与肾经用药相关系数分别为r=0.878、r=0.953,补气补阳和补血补阴相关系数分别为r=0.998、r=0.967,温补用药相关系数分别为r=0.928、r=0.957。 6.清代早期医家应运温病五法(解表、祛湿、攻下、清热、养阴)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有显著性差别(P<0.01),清代早期与清代中后期相关性最强(r=0.994),清代早期与明代次之(r=0.985)。其中清代早期医家沈鲁珍与王三尊应运温病五法相关性最强(r=0.998,P<0.01)。 7.清代早期医家卫分、营血分辨证用药与明代及清代中后期医家无显著性差别(P>0.05),气分用药有显著性差别(P<0.01-0.05),清代早期与明代较相关(r=0.714),清代早期与清代中后期次之(r=0.622);清代早期医家上焦辨证用药与明代医家有显著性相关(r=0.999,P<0.05),清代早期与清代中后期次之(r=0.988,P<0.05),清代早期医家中焦用药与清代中后期相关性强(r=0.997,P<0.01),清代早期与明代则相关性较弱(r=0.880,P>0.05),下焦用药三者有显著性差别(P<0.05)。 结论： 1.清代早期在医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清代早期医家对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温病治法、温病养阴生津理论、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用药规律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清代早期医家卫气营血中气分用药和三焦中上焦辨证更接近明代医家用药习惯；喻嘉言营卫分辨证用药与叶天士提出的卫气营血辨证及喻嘉言温疫三焦辨证与吴鞠通三焦辨证内涵不相同；而王三尊和沈鲁珍三焦用药对吴鞠通有一定影响。 2.本研究发现清代早期医家临证用药习惯随其所在地域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方剂计量学用药范围指标(包括用药性味、归经、功能指标)受医家所在地域差异影响较为明显,而方剂剂量、配伍、繁简指标基本不受地域差异影响,提示方剂计量学用药范围指标可以作为判断医家所在地域不同的参考依据。郑再光冈籍贯与其他医家不同而用药风格独特被称为“新安学派”、“温补培元派”得到本文的证实。 3.清代早期医家尊师而不泥师,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多有创新发展,尤在泾用药寒凉,不尚温补,虽为李中梓再传弟子,但本研究发现与叶天士有相近的用药特点；高鼓峰与吕留良虽为同门,却用药迥然不同,高鼓峰偏于温热,而吕留良偏于寒凉。 4.清代早期医家喻嘉言、张璐、尤在泾、高鼓峰、吕留良用药以甘温为重,补气为要,重视脾胃,不忘肺卫；既往文献关于喻嘉言遣方用药不轻用辛开苦寒之品,喻嘉言在叶天士创立胃阴学说之前主张脾胃分治,喻嘉言善用人参佐附子治重疾等观点在本文得到印证。 5.既往文献关于喻嘉言强调调气理血、阴阳之气不偏,吕留良主张命门之火宜养不宜伐、偏执八味的说法则未得到本研究证实,本研究发现喻嘉言重阳气轻阴血,吕留良临证用药并非以八味统方。 6.再如张璐崇尚温补,不舍寒凉,寒热并用,重视脾阳,扶脾以保肺：尤在泾用药脾肾同补；高鼓峰用药言泻实为言补,李用粹用药重在脾胃,同时“补脾胃药中,须入补心药”等学术观点亦在本文中证实。王三尊、沈鲁则以苦寒为先,清利开泄,脾胃俱重。王三尊创大黄下法,泻重于补学术主张均在本文得以体现；本文提示,王三尊在用药实践中并非重视阴阳互济,而是阴阳有偏,沈鲁珍亦非大畅豁痰清火。 7.清代早期医家用药特点总结为甘温并用,苦寒同举,佐以辛酸；温热寒凉,各有发挥；补泻合宜,清利兼施；重视脾胃,不离肺心,不忘肾经；量大力宏,制方简约,用药轻灵。 本论文创新之处： (1)首次运用方剂计量学方法结合传统文献考据学的方法,对清代早期临证处方及明代、清代中后期部分医案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 (2)首次系统研究清代早期医家临证处方用药规律。 (3)首次将清代早期及明代、清代中后期三个不同阶段医家临证处方用药规律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