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后期文坛上，罗隐既是重要的诗人，又是杰出的小品文作家，其诗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但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关注比较有限，且多限于对其讽刺诗及《谗书》的单一探讨，缺少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本文拟从罗隐的生平遭遇入手，全面考察他的诗文创作，力求客观地反映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并试图归纳出罗隐的创作个性。罗隐生在末世仍胸怀济世之志，由于诸多原因他十举不第，落拓江湖以求食，饱尝艰难辛酸，因而对唐末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有极深刻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愤懑不平地用文学进行揭露、批判和抗争。由于好讥刺的个性，他的作品多以讽刺为主。他对唐代文学的贡献，就在于这种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罗隐的诗歌主要是通过愤激之情的直接宣泄，或以咏史怀古和托物寓志的方式，对黑暗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讽刺辛辣、犀利、明快。在诗歌艺术上，罗隐专攻近体，尤擅七律，议论风发，语言浅切，开宋人先声。《谗书》是罗隐小品文的代表作，更集中、更鲜明的体现了他的讽刺才华。它对唐末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极其广泛的，是全面、真实地反映那个病态社会的一面镜子。同时，《谗书》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其主题尖锐严肃、形式灵活多样、篇幅短小精悍，将讽刺小品的艺术推向了成熟之境。《两同书》是罗隐又一重要文集，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且运用这种辩证法思想来阐述社会历史现象，主要是解释历史上的盛衰、兴亡、治乱的辩证关系，其中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儒家政治思想倾向。综合考察罗隐诗文，可见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即警时鞭恶的创作思想、拯时救俗的用世精神、旁敲侧击的讽刺艺术、洞察百态的哲理意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