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东北疫事报告书》的整理，考察清末东北鼠疫的历史，论述铁路、商业与疫情的流行，国家与社会对疫情的应对，以及传统习俗与近代防疫体系的关系，探讨传统疾疫与近代社会的互动过程。 作为一种传统疾疫，清末东三省出现的鼠疫，之所以会从地区性的疫情，变成跨区域的疫情，乃是由于以铁路为主干的近代交通体系的建立，以及由之形成的商业运输网络。这个网络输送旅客和商货的同时，也将在草原上发生的疫情，带到了东三省的其他地方及其周边各省。这场通过铁路向外蔓延的疫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导致了商业不振，引发了民众心里的恐慌，给当时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疫情发生后，国家与社会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防疫。在东三省各地方政府，成立了“防疫总局”、“防疫分所”、“检验所”等各类行政机构。这些由各级政府建立的防疫行政机构，与社会力量建立的防疫会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层级、主次相辅的防疫行政体系。与此同时，针对鼠疫沿铁路线路蔓延的特点，政府采取了“遮断交通之办法”，使用了西医的检验方法，对将疫毙之人予以火化后方安葬，从而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和扩散，并最终成功地平息了疫情。 在近代防疫方法推行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宗教习俗、乡土观念、伦理观念、生计方式以及居住模式的存在，延缓了疫情防治的脚步；另一方面，授衔、奖银、撤职等方式，又在一定意义上确保了防疫工作的持续。而万国鼠疫大会的召开，不仅对传统习俗与近代防疫方法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还促使政府保留了在防疫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级防疫行政机构，从而不仅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标志着近代防疫体制在中国社会的确立，且为当代社会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