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为当事人,赋予了被害人享有自行委托或者基于其近亲属代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的诉讼代理制度应运而生。代理制度与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两大支柱,与辩护制度中律师的辩护业务相比,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对代理被害人的律师重视程度并不高、执业权利保障还不够到位。在立法层面上,如何满足刑事被害人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在司法层面上,如何促使刑事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实现,确保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宗旨的实现,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正文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被害人律师代理公诉案件问题的提出和导入。在发生公诉案件时,司法力量和资源一般都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倾斜,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常都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容易情绪化,司法机关与被害人及其亲属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的途径,而代理律师的介入有利于克服专业不足、情绪不定、渠道不畅等困难,有效促进司法机关与被害人一方的协商与沟通,化解矛盾、定分止争,保护好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权利。推动刑事追诉程序是刑事控告业务的重要内容,但不仅局限于此,还包括代理律师有效参与刑事审判程序等活动。刑事控告业务在维护被害人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刑事控告业务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和理论基础。但是,对被害人及其代理律师的重视程度仍远远不够,尤其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难以获得保障。第二部分是对律师代理刑事控告案件困境的概况和分析。对于律师代理刑事控告案件的困境一方面通过查阅文献的方式予以发现,另一方面根据笔者针对一百位律师进行调研所得的数据,进行了总结、梳理和分析。经过整理发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不同阶段,律师代理刑事控告业务在各个阶段的痛点之处也存在区别。在刑事案件进行正式立案前,代理律师协助被害人行使控告权的空间很小;在侦查阶段,代理律师缺乏业务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在审查起诉阶段,代理律师执业权利受限,尤其体现在知情权、阅卷权与意见表达权三个方面;在审判阶段,代理律师的程序参与度边缘化,主要体现在法院消极或怠于履行告知义务、法庭未配置被害人、代理律师专门的座位席、庭审活动参与效果不理想等。第三部分是对律师代理刑事控告案件出路的建议与展望。在归纳概括与总结律师代理刑事控告案件存在的问题之后,以问题为导向,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配套硬件等多方面、多角度展开。提出如下具体建议:转变“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被害人”的司法观念、赋予代理律师在立案、侦查阶段介入案件的权利、明确代理律师在立案、侦查阶段的权利内容、改善和提升代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体系及确保代理律师的庭审参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