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派早就指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同时,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著名的“国家悖论”。世界银行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如果没有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一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终建立完善的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市场体制；二是发展阶段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不断演进和变迁。即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也称全球化)转型。这里面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就是经济运行机制,包括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可以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败。更何况,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比较优势的竞争转向政府规制的竞争。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控制着大量资源特别是关键资源的配置。转型时期的发展型政府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还是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宏观调控的实施者,同时亦是市场机制的培育者。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角色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自然就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和挑战,大量企业政治行为的兴起就是其面对这个最重要的环境不确定性的直接反应。我国又是一个注重“关系”的人情社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是密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绩效和政府的政绩。政府干预虽然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实际上,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并不总是“帮助之手”,也有可能是“无用之手”,甚至有可能是“掠夺之手”。企业也不仅仅是政府之手的被动接受者,也有可能是“有形之手”的影响者,甚至有可能成为“有形之手”的主导者和推动者。政企关系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发展体制的核心环节,也是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围绕国有企业的角色及其庞大利润的处理方式,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融资问题,社会产生诸多分歧和争论。频频发生的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法律案件如兰世立案、吴英案等,让政企关系屡屡成为话题焦点。企业和政府关系应该离多远?政府之手如何变成“帮助之手”而非“无用之手”、“掠夺之手”?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的政治行为正是对政府干预之手的直接反应和战略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以期规范政企关系,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序和经济转型的顺利实现,当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政府干预理论和企业政治关联理论的全面梳理,从企业政治行为的独特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逻辑推导法、案例分析法、样本调查法等多种方法对转型期我国政企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一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机理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政企关系相关理论文献,特别是政府干预和企业政治联系理论进行回顾、梳理、评价和整合,导出政企之间的互动机理。政府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对企业来说,政府之手有可能是“帮助之手”也有可能是“无用之手”甚至是相反的“掠夺之手”。企业开展政治行为的动机正是基于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强大影响,企业试图通过积极的政治行为趋利避害,获取“关系租金”。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政治行为也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关系租金”也有可能变成“关系陷阱”。二是我国发展型政府与企业之间独特的关系研究。我国是一个尚处于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是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再加上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政企关系被打上深刻的中国特色的烙印。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我国的“发展主义”决定了发展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政治集中经济分权体制导致的地方政府“GDP锦标赛”使得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意愿和干预能力大大加强。地方政府的“政治偏好”和强干预能力加上“关系本位”的社会文化传统,使得我国企业的政治行为与西方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政治关联的渠道和途径不同,隐性和不正当行为更多。三是我国企业政治行为的绩效和合法性方面的实证研究。政府干预企业除了“权力寻租”的冲动以外,大多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企业政治行为的动机最主要是获得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和政府提供的发展机会和优惠。但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政府的“掠夺之手”倾向愈发明显,官员寻租空间很大。企业的政治行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潜规则和不正当政治行为非常普遍,这将导致经济效率损耗和社会福利损失,政企关系急切需要转变和规范。四是我国政企关系转型的对策研究。政企关系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改革。首先,政府要从生产发展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需承担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实现“市场增进”,政府必须保持“中立性”和“泛利性”,才能保持超越性,由此需要重建其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实现“善治”。企业也要从低级的金钱享乐观中拔离出来,树立“创造、分享、责任”的现代财富观,重拾商业文明。同时,企业也要保持理性发展,保持自主性,防止企业被控。企业应该在建立政治关联的收益与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盲目的政治行为,全方位防范法律风险,并积极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进步。政府和企业应各自归位成为自主性的平等主体,相互之间由关系博弈转为以法治为基础的规则博弈,同时应完善社会公众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以有效避免“政府被俘”、“企业被控”和“政企共谋”的命运,从而实现政企良性互动和社会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