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关于生育方面的调查报告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颁布推出并且大力实施以来,育龄期居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持续不断地走低,新增人口数屡创新低,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行列。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会使国家人口结构不断失衡,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进而劳动力无法持续有效供给,造成经济无法持续繁荣增长。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不断解除政策层面上的对于生育行为的限制,直到2017年我国已经推行“全面二胎”政策,但经过几年的政策推行,新增人口数并未达到理想中的预期。对于中国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的提升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生育研究中必要性很高的议题。近年来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其中最多的便是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因素。能够影响生育意愿的个人因素中,有教育水平、收入、宗教信仰、住房条件等等因素;而在够影响生育意愿的社会因素中,公共服务满意度、基础教育质量等等都受到了各方学者的青睐。但是,在如此多的研究中,关于主观因素对育龄期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在政策因素的影响慢慢退却之后,主观因素对育龄期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的研究应当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经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分析,认为主观幸福感这一主观因素在对育龄期居民的影响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利用了最新的CGSS2017调查数据,并且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主观幸福感在育龄期居民生育意愿诸多影响因素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研究的目的有两部分,首先育龄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否会对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造成影响,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深,背后的影响机理是什么。其次,在育龄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会不会对不同的育龄期居民表现出异质性,产生异质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本文采用了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将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育龄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身体健康情况、户籍情况、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情况、现有儿子数量、现有女儿数量等十一个变量。在对CGSS2017数据进行合理的清洗和梳理后,得到符合研究目的的中国育龄期居民样本。基于中国育龄期居民样本和上述的变量,本文构建了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以探究主观幸福感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影响关系。为了解决主观幸福感和生育意愿可能由于互为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引入了各个地区的年均气温及其平方项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其中的内生性问题确实存在,在剔除了这种影响后,主观幸福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依旧是显著的,为进一步证实模型的稳健性,本文还变换了计量模型,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和OLS模型、O-Probit模型和O-Logit模型。在此之后,本文还继续探究了主观幸福感对不同中国育龄期居民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影响的异质性,依照有无宗教信仰和年龄不同分组进行分样本回归。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1）从整体上说,中国育龄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中国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也就是说,随着中国育龄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生育意愿能够随之增强。这与过去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主观幸福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无宗教信仰群体的生育意愿,但对信仰宗教的中国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信仰宗教的居民在做出有关生育的决策的时候,更多地受到了宗教教义的影响。（3）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表现在育有独生女孩和育有多个孩子的中国育龄期居民中,而对无子女和育有独生男孩的中国育龄期居民中,主观幸福感对其生育意愿并未显现出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对于无子女的中国育龄期居民来说,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其本身生育意愿较低造成的,而对于育有独生男孩的中国育龄期居民来说,育有独生男孩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主观幸福感无法在其生育意愿上显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对主观幸福感对育龄期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关系的探究,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改善:（1）在国家的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国家政府应当继续不断的大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主导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国民幸福感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之后,我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也就能得到不断的提升,这是解决我国的老龄化趋势、保证劳动力有效供给的有力举措。（2）国家应大力推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和生育支持服务,努力帮助生育的家庭承担一部分的生育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