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注1846-1945年间美国科学共同体对“谁来供养科学”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尤其是，他们对国家介入科学的态度。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探讨，在于美国科学家们的双重身份:他们一方面作为美国公民，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浸染——在二战之前的大部分时候，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是美国式的“反国家主义”，亦即，尽可能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渴望美国科学从社会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提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两个身份之间存在的张力，他们对“谁来供养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变得复杂、有趣。对此进行考察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美国科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理解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性。在这一问题的观照下，本文在1846-1945年间的美国科学史中识别出三个阶段。　　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科学共同体萌生之时，他们对政府支持并不排斥，而是积极寻求。这一方面是受欧洲的影响——从十八世纪起，欧洲各国政府就开始积极赞助科学;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当时的美国科学共同体既无力自足，也无力吸引足够的民众支持。不过，由于当时美国的“有限政府”观念和民主政治的特点，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当寻求政府支持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只好转向公众。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新一代开始抗拒政府“干涉”科学。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第一，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和职业科学阶层的成长，来自德国的纯科学理念在美国科学共同体中扎根立足。它要求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划分清晰的边界。第二，工业化以来美国社会积累的财富，和美国科学共同体之前争取私人支持的成功经验，使他们相信，私人部门足以支持科学。在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科学共同体开始认为工业界尤其应当支持纯科学，因为工业从纯科学中受益最多。他们对此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建立国家科学基金，然而，大萧条的到来使这一努力失败了。它的失败说明了社会捐助体制的局限性，同时也表明，私人部门对科学的支持并不如所期望的那样可行和有效。　　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科学领袖们接受了大萧条期间涌现的新思想，不再抗拒国家介入科学。并且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的最终受益者是公众，因此，作为公众代言人的政府应当承担起支持科学的责任。随后到来的二战使这一趋势变得不可逆转。联邦政府最终承担起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责任，相应的制度建设是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