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教案是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贵阳教案是西方侵略中国的产物,而中方是反侵略的行为;教案的交涉和处理过程中,法国依仗强大的国家实力提出无理的要求,清政府继续沿着妥协投降的路线,出卖民族利益。仔细查阅相关史料,结合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情况和贵州当时的形势以及清政府围绕贵阳教案的交涉,不难得出与传统观点相异的结论:贵阳教案是贵州官绅不满天主教传播对自身政治、文化权威的冲击,同时为转移贵州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引发的尖锐的内部矛盾而盲目排外所致;教案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审时度势,通过适当的妥协,最终妥善解决了贵阳教案,避免了战争。法国传教士在进入贵州传教的同时,在当地兴办新式学校和慈善事业,对拥有文化资源和权利资源的当地官绅的权威是一大挑战。咸同时期的贵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全省烽烟四起,农民起义不断,地方当局无力镇压,为了转移视线,便把矛头对准在黔天主教教徒和传教士,发动盲目的排外运动,制造了贵阳教案。教案爆发后,法国依据中法之间既定条约,要求惩办凶手,赔偿白银。清政府对贵州官绅“草菅人命”和“害及外国传教之士”者也准备“设法惩办”,但又认为教案的处理“关涉国体,若徇外国人之情,将中国带兵大员即行惩办,转足以涨其骄”,因此对教案的交涉一度采取推诿迁延态度。在既定条约的约束和国势衰微情况下,清政府艰难的从传统的羁縻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应允惩办贵州地方员官,赔偿白银和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以明智的妥协了结了贵阳教案,避免了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