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完成,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在依法对国家权力给予监督的制度设计上,从原来基于人大、行政、检察和审判等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相关监督职权的权力配置基础上,建立监察机关。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广义上法律监督的规范内含和制度设计,法律监督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新的发展。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的法律监督,强调了基于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和协作而形成的人大、行政、检察和审判等机关的内部监督体制,以及基于检察机关行使狭义法律监督权而形成的专门监督体制两种体制相结合的类型。从描述的意义上,可以将此种法律监督体系称为“普专结合,以普为主”的法律监督模式。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作为专责机关,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察职能,对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由此一种全新类型的法律监督体制得以建立。我国的法律监督在职权配置、规范设计方面,凸显了向专门机构监督发展的趋势,即“普专结合,以普为主”的法律监督模式向“普专结合,以专为主”模式转变的趋势。法律监督之规范体系比较庞大。狭义的法律监督理论集中于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范和实践视角。论文在权力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力图在狭义的作为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监察机关监察监督的基础上,立足于广义和系统视角,分析以权力制约和权力分工协作为原则和价值指向的法律监督,在规范和实践层面系统分析我国法律监督的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应的优化建议。论文认为,在目前的权力结构下,基于宪法、相关组织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法律监督应该强化三种功能从而凸显法律监督的三重制度逻辑,即控权型监督、问责型监督和复合型监督。控权型监督突出了国家权力的分工协作和相互制衡;问责型监督突出对违反法律的公权力行为的惩治;复合型监督则强调一般性的内部监督与专门机关监督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