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定居城市,通过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市民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脆弱性和弱势地位,而且顺应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潮流,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接受培训的机会较少,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且工作时间长难以保证身体健康,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城市生活中与市民的交往较少,而且长期受到市民的歧视,这致使农民工更多依赖血缘、亲缘关系获取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和权益保障的缺失则加剧了其生计脆弱性,影响了城市生活满意度。目前,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对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系统性解读。本文基于生计脆弱性视角,阐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指标对社会融合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生活满意度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　　本文采用2013年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调查数据,首先讨论了不同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的农民工生计脆弱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活满意度以及社会融合的现状,发现不同特征下农民工各方面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　　(1)年龄、婚姻和区域在生计脆弱性方面的差异性较明显;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工作类型下的生计脆弱性差异不同。　　(2)性别、年龄、婚姻和区域方面的人力资本差异各不相同,尤以不同年龄下的人力资本差异最为明显。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工作类型下的人力资本差异也较明显。　　(3)不同性别农民工从不同渠道获得情感和社交支持的人数差异较明显,年龄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婚姻状况在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有明显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工在获取实际支持的渠道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仅有工作环境影响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的获取。　　(4)中部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正常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较好者生活满意度更高。　　(5)经济融合方面,性别在月收入和职业阶层上有显著差异,年龄、婚姻和区域在月收入和房产方面的差异较明显。工作环境仅在月收入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工作类型不同,农民工的月收入和职业阶层也各不相同。文化融合方面,性别、年龄、婚姻和区域都仅是影响家乡文化保持的重要因素。工作时间在文化融化方面的差异性最为明显。心理融合方面,年龄和工作环境对非农身份、社会距离和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和工作类型次之。　　其次,运用Ordinal、二元Logistic、多元Logistic和OLS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合的影响,并探讨了生活满意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农民工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　　(1)人力资本中的健康、受教育程度、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均与经济融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除培训外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和打工年限等人力资本与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成正相关关系。　　(2)从市民处获得实际、情感和社交支持的农民工,文化和心理融合状况更好。　　(3)生活满意度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一方面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可以直接促进其社会融合,另一方面较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融合的实现。　　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构建公共医疗体系、职业教育及技能培训体系、通过舆论引导、构建农民工城市交往平台、加强权益保障、提高城市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提出改善农民工生计脆弱性,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最终促进社会融合的公共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