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掘方玉润及其《诗经原始》的王伯沆、胡适,以转型时代优秀学者特有的历史使命感,在学统的延续中,以其跨越时代的学术眼力开掘出一道几被湮灭的现代《诗》学曙光。作为晚清时代的末世学者,以“起衰救弊成中兴之业”自任的方玉润是经世传统下的一代儒生,从少年时的志慕古学到二十年的科场鏖战,从投笔从戎的幕府生涯到晚年的退而述学,尽管实现方式不同,但用世之志始终贯穿一生。古学之志与八股时文的巨大裂痕,以及诗人脾性与政治角逐的先天分歧都早已注定方玉润的经世之志不可能以仕途显达的方式来实现。科场困顿、蓬转幕府的失意人生虽然消退了方玉润半生的功名之心,中止了其达则兼济的理想设计,但却开启了其立言以求不朽的独善人生,《诗经原始》是其古学实践中重新解读的成功范例,是清代最后一部具有新倾向却也是思想最乱杂的书。诗心儒风的方玉润并非抱守经义的迂腐儒生,对说《诗》诸儒中考据、讲学两家的失之固、妄起而“救正”,其“以性情贴近诗人言外意”成为方玉润诠释经典时突破传统经学的新思路,而正是这极具现代意义的解《诗》思路在经学时代进射出了现代《诗》学的曙光。“持论务抒己见,不得不小异前贤”的方玉润虽在说《诗》解《诗》中精义迭出,但仍不免有牵强穿凿的附会说解。但具体诗篇释义的精彩与失误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方法探索的现代意义才是超越历史的深刻价值。从说《诗》的外在形式看,方玉润在一定程度上所延续的是旧式《诗》学的评点传统,《诗经原始》已然达到了传统《诗》学中文学欣赏派的最高水平,而贯穿着人文关怀的文学品评既是其成就所在,更是其突破传统的亮点。由其民歌意识中的生态还原,经学观照下的文学眼光,诗意诠解的个人性情,诗教传统下的言外之意所共同构建的原始式《诗》学,力求以性情融入诗境,由之切入古人心灵世界,在诗意的对话中完成与古人精神的合一。说诗者、作诗者、为诗所咏者,三位一体,主宾俱化,在诗歌生态的还原中的心灵解读有着穿越时空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