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家是否应该介入以及以何种方式介入公民的道德生活一直是政治哲学探讨的永恒主题之一。本文拟从德性与功利两个维度,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考察,探讨人类政治的道德基础。在前现代时期,由于人类的文化领域尚未出现分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处于一种整全的状态,宗教神学与形而上学在人类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德性政治是一种主流的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德性政治以一种义务论的伦理观作为其道德基础,它要求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信奉某种先验的、绝对的、确定的、非个人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整个政治共同体存在某种共同的善,国家为了维护某种确定的价值观或者共同善,需以国家的公共权力介入公民的道德生活,并对违反此种道德观或共同善之行为予以制裁之。为了实现此种共同善,国家要求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无条件地做出牺牲。在现代,人类文化领域分化为科学、道德和审美三个领域,科学与道德之间存在持续性的紧张与冲突,科学实证主义代替宗教神学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功利政治是一种主流的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功利政治是指与现代性发生紧密勾连的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在古典道德崩塌、人类道德日益走向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这种政治理论和实践以一种目的论的伦理观作为其道德基础,主张政教分离,国家不得干涉公民的道德生活,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是它产生的时代语境和重要条件。德性政治和功利政治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二者都无法克服其固有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人类政治的未来必将走向一种反思政治。这种反思政治以功利政治为主要的发展路径,但它将极力避免功利政治的历史局限,试图在德性政治与功利政治之间进行和解,最终走向中道政治。本文拟分五章进行阐述。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构建部分,将对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比如功利、德性、德性政治、功利政治、功利与权利、功利与自由等进行介绍与界定,以避免由于概念的模糊性而影响论文的阅读和理解。第二章主要阐述德性政治理论及其局限性。本章首先阐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德性政治理论。其次,本章分析了德性政治理论的演进逻辑：按照德性政治理论的观点,诸神创造了自然和人,自然和人的发展都要服从诸神的意志。由于诸神是善的,人的身上又具有一定的神性,则人也必是善的,即人性本善。由于人性本善,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只要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人性的善,人类就有可能建立一个至善的政治秩序。但是,人很难抵挡住情欲的泛滥,如若没有外在的强制性力量的干预,人最终会走向恶。为了避免人走向恶,就必须引入一种外在的权威和强制性力量,这种外在的权威就是国家,即倡导政教合一。国家以强制性的方式介入公民的政治生活,国家高于个人,国家代表了善和正义,个人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倡导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最后,在此基础上,本章阐述了德性政治的历史局限性：德性政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古代社会为德性政治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语境。德性政治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人类的知识领域尚未出现分化,人类对自然和科学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社会存在统一的且是唯一的宗教或泛宗教信仰,此种信仰是道德的唯一渊源；国家和政府有能力以宗教或泛宗教的名义垄断道德的话语权；国家以公共权力对道德的强制性介入是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德性政治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德性政治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前提已经被彻底颠覆：人类的知识领域已经出现分化为科学、道德和审美三个领域,科学与道德之间存在持续性的紧张和冲突；由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一个社会已经不可能维系一种唯一的宗教或泛宗教的信仰；由于现代信息系统的流动性,国家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以宗教或泛宗教的名义垄断道德的话语权；在民主国家,国家以公共权力对道德的强制性介入已经被认为是非法的。第三章主要阐述功利政治理论及其局限性。首先,本章阐述了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边沁和霍布斯等人的功利政治理论。然后,笔者探讨了功利政治的演进逻辑：功利政治的出现源于现代性的到来。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到来,人类文化日益分化为科学、道德和审美三个领域,并造成科学与道德之间的持续性的冲突。这场冲突最终结果就是科学主义的胜利。按照科学实证主义,人类的政治理想总是完美而令人乐观的,政治的现实却往往是残酷而令人悲观的。正是基于一种对政治现实和人性的悲观主义,功利政治认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功利政治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和前提。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由人所组成的国家也必是恶的。如若我们相信国家是恶的,那么德性政治所倡导的由国家带领它的公民去实现一种至善的政治秩序的理想就是无法实现的。此外,如若国家是恶的,一个恶的国家以公共权力去介入公民的道德生活,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功利政治认为,国家不能以公共权力干预公民的道德生活,即实行政教分离。由于功利政治主张政教分离,国家不得干预道德事务,国家不再带领它的公民去追求一种道德的完美,而仅仅是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日益丰裕的物质条件,让公民过上一种快乐的生活。现代国家所指向的这种政治目标,就是功利主义者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是基于对国家的不信任,功利政治主张要用各种手段来约束国家的恶,功利政治反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倡导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最后,在此基础上,本章阐述了功利政治的历史局限性：功利政治的出现源于一种现代性的到来,这种现代性的标志就是科学实证主义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全面胜利和取代。科学主义战胜宗教神学,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科学主义本身也绝非完美。现代科学能够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进而实现功利主义者所倡导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科学主义给我们所带来的这种幸福和快乐,其实质是一种功利的幸福,而不是德性的幸福。如若人类政治以物质和功利为目标,必然导致人类丧失政治理想。此外,由于现代政治坚持政教分离,这会导致古典道德大厦的坍塌,以及带来人类道德的相对主义,其极端形式则是道德虚无主义。人一旦失去了道德和精神追求,人就丧失了存在的目的,而仅仅以一种工具性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称之为物化。第四章主要探讨德性与功利的对话与和解。本章首先批判了两种政治观和历史观,一种是所谓的历史进步主义,另一种是历史保守主义。本章接着指出功利政治是后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主要路径。因为在后现代社会,虽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日渐丰富,但是迄今为止,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目标仍未实现。在此语境下,过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生活——一种沉思的精神生活,仍然只能是社会精英才有可能实现的奢侈品。在后现代社会,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依然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精神和价值。功利政治与科学主义有高度契合之处,德性政治却反之。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倡德性与功利的和解。功利政治是后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主要路径,并不意味着功利政治是后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唯一路径。功利政治满足于一种最低的政治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就是快乐,这种快乐我们又可以理解为主要是物质的快乐。也就是说,功利政治片面地强调了人类的物质需求,却忽略了人类的精神需求。这就是功利政治的局限——建立一个“猪”的国家。如若我们希望克服此种局限,人类政治就需要向德性传统回归,最终实现德性与功利的和解。第五章主要阐述中国语境下的道德与政治。首先,本章从德性与功利两个维度,首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最后应趋向于中道伦理。其次,本章基于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幸福政治。最后,本章指出人民政治实质是一种德性政治,人本政治则是一种功利政治,中国政治的未来应是人民政治与人本政治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