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最早被译为欧洲文字的中国典籍,也是最早向欧洲学者系统展示孔孟学说的古典文献。“四书”西行结束了欧洲单纯通过游记认识中国的阶段,开启了近代欧洲探索中国精神和中国哲学的路径。十九世纪前,奉行“合儒”政策的来华传教士是传播“四书”的主体;进入十九世纪,基督教普世运动裹挟着欧洲殖民主义一起来到中国,赴华传教士仍是传播“四书”的主要力量,但其传播动机和传播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汉学专业化时代到来,职业汉学家亦为“四书”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十九世纪的“四书”传播既有对早期传播活动的承继,又开创了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传播范式,促进了儒学与西方文化的沟通。随着学界对汉学关注度的提升,国内外有关“四书”欧洲传播的专项研究渐次出现,主要有如下四个角度:一是以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讨论“四书”诸译本的短长;一是以文献学理论对馆藏“四书”及其译本进行整理研究;一是以专门史理论按国别梳理“四书”的译介史;一是以哲学视角讨论早期“四书”译本对启蒙运动的推助作用。本文属于文献传播史范畴,首要以文献学基本理论获取与论题相关的书信、日记、报纸、期刊、回忆录、译本等资料及研究成果,爬梳、考证并还原十九世纪传教士及汉学家对“四书”的传播情况。继而,兼用阐释学、比较哲学、接受美学的理论概念,对十九世纪新语境下“四书”的传播进行反思和研究,并结合当下时代思潮挖掘“四书”传播的现代性意义。本文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首先释题,“四书”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不等同于《四书章句集注》或其他注本;接下来,介绍不同历史时期“四书”欧洲传播的特点及本文的研究内容,梳理了国内外相关课题的学术史情况,并对相关课题已有的学术见解、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第一章“‘四书’欧传的历史渊源”。本章讲述了首批耶稣会士选择“四书”的原因,“中国礼仪之争”背景下耶稣会士赋予“四书”的历史任务,介绍了西方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家孔子》和第一部外文“四书”全译本《中华帝国六经》,讨论了欧洲学者对“四书”译本的接受情况,以及早期耶稣会士传至欧洲的“四书”译本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第二章“十九世纪‘四书’欧传的文化语境”。本章主要阐述了与“四书”欧传直接相关的国内文化环境和国外文化环境。侧重于对国内四书学的流变、欧洲中国观的变易、传播主体的更迭以及汉学的专业化进行介绍。第三章“十九世纪‘四书’的译介”。本章梳理了欧洲主要大国英、法、德、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四书”翻译情况,并对比分析了早期耶稣会士与十九世纪传播者在翻译工作中的不同之处,归纳总结十九世纪译介活动的特点。第四章“十九世纪‘四书’的研究”。本章将十九世纪汉学家以“四书”为对象的语言学成果和哲学成果进行整合,考察了西方传统视域下“四书”的语言学价值和哲学价值。第五章“十九世纪‘四书’欧传的新路径”。本章侧重于讨论十九世纪“四书”欧传中出现的新情况,如:编写双语字典,“四书”被用作字典的例句;开办学校,设置“四书”课程;编撰中国文学史,以“四书”为文学的根基,将“四书”写入文学史等。第六章“十九世纪‘四书’欧传的接受”。本章讨论了“四书”传至欧洲后西方思想界、文学界对“四书”的接受,并考察了“四书”西传欧洲在华人学界引起的反响。“结论”。如何以史为鉴,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建构客观科学的中国观、传播分享中国优秀文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本文“结论”部分重点以比较哲学的基本理论探讨“四书”欧传的现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