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提升,理财意识日益增强。家庭作为社会体系的微观单元,对风险性金融产品的投资需求逐渐增强。合理高效地配置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不仅有利于家庭制定合理的财务计划,保持收支平衡,还能够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但是反观当下,关于家庭资产配置的问题层出不穷:对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过低、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较为单一尤其表现为对股票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不足等。其中,金融资产投资比重仅占我国城镇家庭总资产的11.8%。城镇家庭对我国风险金融市场的过低参与,不仅不利于增强城镇家庭的风险保障能力和财富累积能力,更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我国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引导家庭合理有效投资风险金融产品至关重要。历史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显著正相关。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提供退休福利的社会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劳动者退休后的劳动性收入缺失。近年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多次试点和制度转轨,其实际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也得到相应改善。基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劳动收入的相关性,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家庭可以通过对资产的跨期配置平滑消费和收入,达到家庭长期的效用最大化。而家庭能否进行资产的跨期配置主要取决于家庭能否自由借贷,即家庭的信贷状况会通过影响家庭的预期收入,从而影响该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因此,基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预期收入的相关性,本文选择“信贷约束”作为另一切入点研究家庭不同的信贷状况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为样本,选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社会养老保险和信贷约束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文章将城镇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和信贷约束对城镇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概率的影响;其次,文章将城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金融资产的比重和股票资产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T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外,由于信贷约束与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且信贷约束变量的选取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对文章所构建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了检验,将样本家庭按照家庭净资产、年收入水平进行分组,用“家庭条件是否宽裕”作为信贷约束的工具变量,使用IV Probit模型和IV Tobit模型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社会养老保险促进了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第二,信贷约束能够抑制城镇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第三,信贷约束削弱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的性别和年龄、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地域均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角度就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倡加快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全面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程度;同时,积极改善信贷市场的环境,加强监管,完善信贷供求机制,缓解家庭信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