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问题逐渐突出,环境治理由此得到重视。而法治手段是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要措施。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需要了解其治理背景、实践过程,并从中分析其存在的困境以及我国在法治层面上作出回应。农村环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农村居住环境或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环境治理环境治理不同于环境整治,需要多主体参与并进行持续性治理。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是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保障。法治是多元主义和地方性的。多元主义是指我们应以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看待法治,秉持多元主义的法治观。法治目标的推动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制定法,同时其他有利于法治目标实现的力量或规则也应涵盖进法律的范畴,如民间法。地方性是指法治建设应该尊重地方实践,从中汲取有益经验,不仅仅是依照法律教条,这样才能构建我国特色法治体系。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强调法治的地方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法治的统一性。农村环境治理分为外源性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外源性治理更强调政府和市场等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内生性治理则注重村庄内部,如村民和村委会的力量。农村环境治理有丰富的社会背景。一是宏观的社会背景:乡村治理面向全面转型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和谐,使得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转向政府和市场合作。二是法律背景:农村根据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进行环境治理,同时将目标层层推进,地方法治建设不断展开。三是社会基础:不少农村被垃圾包围,农村垃圾问题亟需得到治理;再者,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独特,主体分化,村民个体与村级组织存在较大关联等;当前已形成“一事一议”和“项目进村”两种治理模式。G县农村在此背景下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县政府将该任务下放给供销社,供销社代表政府方,有其经验和资金的不足,但提供了完整的组织体系,融入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市场的经验和技术得以应用到农村环境治理之中。但此种模式实质上属于“项目进村”模式,由于缺少社会资本的参与,产生了内生性治理不足,环境问题未得以解决问题。据此分析农村环境治理存在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制定的目标在村庄内部得不到贯彻;二是环境治理成效参差不齐,不同地方治理结果差距明显;三是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多元主体在价值理念、组织结构和方法体系上分割独立。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农村法律规范供给不足,主要指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二是相关法律和政策与农村环境特点不符;三是法律传送带模式存在阻滞效应,脱离具体场域,只管向下传输;四是治理主体参与失衡或者缺失,政府的治理目标和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市场主体参与受限、社会资本参与欠缺。故我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法治化回应:一是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法律制度,提供充足的国家制定法、环境立法模式向规制中心转型、弥补现有法律体系不足;二是构建多元治理主体,政府角色进行转变,对市场赋权,营造农村社区组织。三是塑造环境法治文化,普及多元的规范和进行环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