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速推进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既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地缘优势,也有政治稳定、经济互补优势,是中国合作的样板国家。但双方贸易、投资合作仍处在模式单一、驱动力不足的状态。因此,双方亟需寻求多功能互补、多元要素驱动的合作模式,以期深化双方经贸合作,共促区域经济繁荣。本文以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国际要素组合理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等相关理论,按照“剖析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经济逻辑—判断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跨国流向、结合选择及成因—总结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特征—识别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关键风险因素—探寻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模式”的分析框架,在剖析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经济逻辑后,研判了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流向、结合选择、动因与结合特征,测度了风险相关性并识别其关键风险因素,借鉴国际经验,最终提出政府层面及区域发展视域下的结合新模式。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研判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流向、结合选择及动因。(1)比较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位势,判断两种资本流向。(1)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流动呈非对称性,中国资本流出和哈资本吸纳形成互补。(2)中国两种资本处于高位势,流入哈萨克斯坦。(2)分析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四种选择,即结合选择I(中国产业资本与哈产业资本结合)、结合选择II(中国金融资本与哈产业资本结合)、结合选择III(中国产业资本与哈金融资本结合)和结合选择IV(中国金融资本与哈金融资本结合),确定结合I和结合II为主要研究对象,前者表现为一种产业资本本地化的产业配置,后者表现为跨国银行金融资本本地化的初级阶段,即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初级层面。(3)揭示结合I和结合II的中国推力因素和哈引力因素。2、总结中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哈产业资本结合的特征。结合I特征表现为:结合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政策导向性明显;结合形式以FDI为主的产业配置;主要依托并购或项目进行深度结合。结合II特征表现为:结合主体多含“国有成份”;结合层次仍处于初级;结合平台以国际资本市场为主专项基金为补充。总之,结合I和结合II的主体均以国有成份为主,而结合I的结合程度要高于结合II。3、识别中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哈产业资本结合的风险。旨在构建风险因素的系统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并识别关键风险。(1)定性分析影响结合I和结合II的经济、金融、政治、法律和制度五个维度的风险因素。(2)构建风险指标体系。(1)运用因子分析量化五类风险的综合得分。(2)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结合I和结合II与五类风险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结合I除与经济风险的其他四类风险显著相关,结合II与经济、金融和制度三类风险显著相关。(3)构建回归模型逐步引入上述显著相关风险的具体指标,识别关键风险因素。结合I的关键风险因素有:银行所有权和利率管制(金融风险);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政治风险);合同法律执行力(法律风险);制度壁垒(制度风险)。而结合II的关键风险因素有通货膨胀和外资创利能力(经济风险);金融发展及金融深化水平(金融风险);制度壁垒(制度风险)。此外,金融风险和制度风险是影响结合I和结合II的共同风险因素,而制度壁垒影响最为显著。4、探寻中国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哈产业资本结合的模式。根据结合I和结合II的特征和关键风险要素,提出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层面、区域发展视域下的结合新模式。(1)梳理国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模式,为探析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模式提供经验借鉴。(2)提出国家层面的新模式:(1)结合I的“产业资本—FDI—跨境互补产业链”模式和“产业资本—AIIB、丝路基金—产能合作”模式。(2)结合II的“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资产证券化”模式。(3)提出区域视域发展下的新模式:(1)“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口岸经济”模式;(2)“经济特区”模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系统研究了中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及结合问题。(2)通过构建中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出关键风险因素,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层面及区域发展视域下的结合新模式,为加深中哈区域合作提供了现实依据,补充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