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延续,文学作为维系意识形态的必要工具,依然在“文革”文学的窠臼下裹足不前,从1977年下半年“改革派”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派”在政治上全面胜利,这期间“改革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凡是派”发起了强大的挑战,其中文学起到了重大作用,由于两种意识形态剧烈交锋,一批写真实、暴露“文革”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破土而出,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加上此后的文学批评的引导和媒介的大力宣传,成功的将社会舆论引向彻底否定“文革”意识形态的方向,为政治转型,同时也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减轻政治的束缚,做出了贡献。本学位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1978年的文学生产状况。通过与1979年文学生产状况的对比可以看出1978年是文学转折的关键一年,而这一年的转折又是与政治转折密切相关的,文学通过推动政治的转折实现了自身的转折。《文汇报》对《伤痕》的操作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一文学生产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1978年的文学现场。第二部分是对当时《文汇报》的分析,分析了《文汇报》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在文学操作方面的具体运作机制。第三部分是对《伤痕》发表过程和改写情况的具体考察,显现了整个运作过程。第四部分展现了《文汇报》如何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引导公众去理解《伤痕》,从而成功地将《伤痕》从一朵破土而出的文学“新花”塑造成了坚定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符号的运作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