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最终批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以下简称CFSP）得以正式产生。CFSP的产生有着其深远和特有的历史发展轨迹、法律基础以及理论支持。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EC Foreign policy activity)是CFSP的初始形式，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缺乏具体、成文的法律保障，从本质上来讲显然是松散型的，尚未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1969年12月，欧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海牙会议达成了政治合作协定。这便是欧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以下简称EPC）的产生。EPC采用的是“一致同意”原则，排斥共同体的任何机构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尚未达到制定共同政策的程度。1991年《马约》的产生使得CFSP得以确立，并成为欧盟三根支柱之一。随后，CFSP随着《阿约》、《尼斯条约》的签订而得以发展。　　CFSP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基础应该从《单一欧洲法令》开始考察，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从此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CFSP的法律基础是逐步演进的，正是这样的法理保障以及CFSP的相关法律、机制所产生的内动力推进了CFSP的发展。从法理角度来看，CFSP的决策过程是政府间的， CFSP的决策虽然涉及欧盟层面的诸多机构，但是，成员国及其利益代表机构——欧洲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仍然是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多种理论流派开始力图对这一新型的国际政治现象做出解释，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分别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的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新功能主义主张在一体化自身的逻辑的作用之下，一体化会从一个领域自动地“外溢”至其它领域，并获得同样的成功;而政府间主义则将视野转向民族国家，并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根本推动者还是国际体系的主角——民族国家。本文认为，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欧洲一体化给予了阐释，但对于CFSP的现状而言，政府间主义似乎显得更为贴切和现实。但是，无论是新功能主义还是政府间主义，都对CFSP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导向和解释作用。　　CFSP发展至今，并未实现当初《马约》所赋予它的种种使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其一，主权让渡面临诸多困难。欧盟是一个由主权国家联合在一起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由于CFSP涉及成员国十分敏感的、核心的主权，因此，外交、安全领域的一体化远未能向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一样为成员国所接受。这其中，成员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异与冲突、欧盟在冷战之后缺乏持续的、明晰的政策发展动力、欧洲民众在“欧洲认同”问题上所存在的障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二，成员国对外政策目标难以协调一致。一方面，成员国在外交上有着各自的传统和理念，例如北欧国家的中立传统有着较为鲜明的个性，而各成员国对于霸气十足的美国盟友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由于成员国态度各异，以及民众普遍对于增加防务开支持冷漠态度，因此，欧盟未能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防务力量;欧盟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防务机构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三，制度性缺陷难以逾越。《马约》所规定的柱型结构和“辅从原则”使得CFSP强烈的政府间性质被确定下来，而且，以“一致通过”为主体的表决方式和多头的决策机构也使CFSP在决策机制上陷入僵局。2003年年初的伊拉克危机中，CFSP的表现再一次令人陷入失望之中，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导致成员国态度各异，上述的CFSP的种种制约因素在其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伊拉克危机欧盟各成员国迫切地感到，CFSP的建设与发展关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欧洲未来的安全，但目前看来，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愿望上。明显的难以消弭的战略利益分歧使得各国对CFSP的“政治意愿”尚不能够使它们将欧盟的整体利益置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CFSP因此而受到质疑并面临巨大的挑战。　　2004年的欧盟将经历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十个中东欧国家将同时加入欧盟，CFSP必将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其一，决策机制难以引入更多的超国家因素。决策机制是CFSP的关键环节，如若在这一方面CFSP无法突破，那么，欧盟在外交、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就难以产生明显的进展。而决策机制的超国家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国家机构的介入;二是特定多数表决机制的广泛适用。但是，就目前CFSP所能够获得的法律支持以及欧盟制宪的进展来看，尚不具备在这两方面予以突破的条件。其二，东扩将会给CFSP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主权让渡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十个国家同时入盟势必打破欧盟内部原来的格局，而且，东扩使欧盟中小国的数量进一步大幅增加，以往由法、德、英几大国左右CFSP的状况恐怕难以为继，这有可能进一步削弱CFSP的政策效能;扩大之后的欧盟需假以时日来消化其成果，只有在理顺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之后，欧盟才有精力、各成员国才有兴致来给予敏感而又不是特别紧迫的CFSP问题更多的关注;复杂的民族矛盾使得中东欧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存在着潜伏的危机，这势必会给CFSP的运作带来很大障碍;“一国否决”的表决机制在欧盟拥有15国成员国的情况之下尚且感到效率低下，难以发挥CFSP应有的作用，那么，东扩后的欧盟仍然在这样的决策机制下运行，CFSP的决策效率将更难以提升。其三，美国因素对CFSP的现实影响。在经历了伊拉克危机和欧盟东扩之后，美国有可能加强对CFSP的作用。一方面是干预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制约欧盟形成一致的外交政策取向，“新、老欧洲”的提法已经使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浮出水面。　　本文认为，CFSP的发展历程与欧盟其他一体化政策领域相比，具有更为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其主要制约因素是该政策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正由于CFSP的任何突破性发展必将导致欧洲一体化性质特征的重大变化，因此，这就决定了CFSP的政府间性质要获得突破性进展将是十分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