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乡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欠发展问题,而欠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乡村失序。进入21世纪党和政府为恢复乡村秩序进而促进乡村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新农村建设、美好乡村建设、扶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依靠国家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方法不仅存在可否持续性的问题,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小岗村和华西村分别是中国发展型与发达型乡村的两个典型代表,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之下,村庄的现状也出现截然不同的形态。本文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通过比较小岗村和华西村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探究华西村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而小岗村却陷入欠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本文将华西村和小岗村的发展历程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分析国家共同体时期以及国家共同体解体之后两个村庄不同的回应策略,进而探究影响两个村庄不同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因素。本文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小岗村和华西村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影响两个村庄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以及乡村发展的路径等三个方面。首先,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对华西村和小岗村的发展历程以及发展现状做出详细地描述,以期为后面章节的分析积累素材。其次,分别对小岗村和华西村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村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影响两个村庄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差异,得出乡村社会秩序重构是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的结论。最后,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社区建构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拟定乡村社区建构的路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发现:第一,小岗村和华西村的村民在人民公社时期都经历了饥饿难耐、穷困潦倒的生活。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华西村通过集体力量悄悄创办五金厂逐渐改善了生活,而小岗村村民依旧消极“罢工”、背鼓要饭甚至饥饿现象时有发生。改革开放后小岗村因为率先实行“大包干”成为“改革第一村”,村民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村民实现温饱生活。但是,即使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外部力量一直在扶持小岗村却一直发展不起来;反观华西村,改革开放之后,保留村社组织和集体运作机制,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天下第一村”。第二,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小岗村和华西村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同的,即都处在国家共同体的强势控制下,村庄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受到国家政权的约束。但是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之下,小岗村和华西村做出的反应却是不同的。人民公社中后期农民的生活状况越来越窘迫,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经常出现饥饿现象,此时村庄渐渐出现了“反抗”。小岗乃至中国大多的村庄做出的“反抗”是面对“大锅饭”,村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高,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从而加深了乡村生活困境。而华西村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反抗”,即在当时严禁农村发展工业的强压之下,村里悄悄办起了五金厂,这不仅改善了华西村村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为华西村后续发展工业积累了资金和组织资源,也使得华西村在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之下初步形成一种内生的社会秩序,为改革开放后的村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小岗村首创的“大包干”制度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强调“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但在实践过程中,演变成有“分”无“统”、有“单干”无“合作”、有“家庭”无“集体”的“原子化”状态。这不仅导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而且导致小岗村乃至全国大多数的村庄陷入失序状态,乡村普遍衰落。而此时的华西村选择以整个村落共同体（社区）来应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具体表现为以“责任到户”代替“分田到户”,保留村社组织和集体运作机制,集中力量发展村办企业;村社组织为村庄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秩序,集体运作机制则为村庄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集体行动和公共资源。华西村正是因为有村落共同体作为载体,当村庄与外界发生任何一个领域的合作时都会为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组织资源和意义支持,从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第三,通过小岗与华西发展历程的比较,我们发现华西村的发展给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即以社区建构重构乡村秩序为当下我国乡村发展提供了借鉴。社区建构是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以及现实需求的。当下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再建设重构乡村秩序成本极高,乡村秩序重构应该交由社区建设主导,社区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乡村秩序重构的过程,也是解决乡村欠发展问题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