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诺德的翻译为导向的语篇功能模式为基本的理论框架,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为补充,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进行研究。本文作者主要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六个方面对这些文化专有项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认为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要求,对文化专有项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从而取得特定翻译目的所要求的翻译效果。杨氏夫妇多采用纪实翻译、语义翻译和异化手法以保留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国风情。霍克斯一方面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易于为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受英美主流文化归化翻译的影响,多采用工具翻译、交际翻译和归化手法。针对异化和归化在两个英译本中的运用以及它们之间的比度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调查问卷进一步探讨了杨氏夫妇采用归化译法而霍克斯采用异化译法(这是不同于他们基本翻译策略的反向译法)的场合和条件, 并对这些例句进行了分类和归纳。这一研究表明,杨氏夫妇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只采用异化手法而霍克斯也并非只运用归化手法。根据功能翻译理论,译者可以在翻译过程中,自由选择并随时调整最能实现其翻译目的和要求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杨氏夫妇与霍克斯在各自的译本中都灵活运用了异化和归化的手法。就单个译本而言,异化和归化都不可能是唯一的翻译策略,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各显优势。而就翻译理论而言,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长期、渐进的过程中,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运用受两种语言文化的交融程度的制约。因此, 归化、异化取向是变动不居的, 是辩证统一的: 互为前提,互相转换. 翻译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好运用归化、异化法的“度”, 要分析其制约因素, 即译者主体、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及译语读者当下的接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