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研究历史,因为历史并非破碎的经验事件的堆砌,而是“绝对精神”显形的载体,也是复活思想话语与历史行为的语境,更是一种存在。在现代社会,“民主包容乃是第一个现代主义研究课题。”沃尔泽之所言无非就是要在现代社会之中解决好宽容与民主的问题。在背负历史的前提下,如何考察宽容与民主的来源与本质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近代英国的政治新教化开始了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也成全了英国主权的形成,为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为后来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也确立了原则与限度。新教的宽容为世俗政治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宽容与世俗化的新教政治继续为现代政治开路。英国的政治合法性不再来源于神授,而是来源于议会的立法。宗教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已经开始淡化。新教政治本身是以宗教宽容为原则的,因此在为宽容而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地实现着宽容。在”光荣革命”后,对被战败的天主教主义国王的宽容,使英国的政体变为混合政体,实现了共和民主。君权神授为君权民授所取代,王与议会转变为了王在议会。民主的法权基础就是人民主权,近代民主最大的特征就是将君权神授转变为权力全民所有、君权民授。近代英国的人民是谁?国王、贵族和平民(有产者)的总和。近代英国的民主政治便是君主、上院(贵族)和下院(平民)三者的统一,即混合制、共和政治。当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宽容和容纳曾经的反对派,民主才会是民主。因为不宽容只会导致更加激烈的斗争,在那种禽兽政治中,人丧失了理性与自由,民主的基础、过程与结构便全部丧失了。对参与政事的人民主体的资格进行严格限定是完全有必要的。有限人民却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如何控制?如果说这个可以通过分权制衡来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来源处——人民,又如何控制和限制呢?这其实才是宪政、分权制衡最为关键的地方,也是最后难题。近代英国的人民主权不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而是间接民主制,即议会民主制。只有斗争并不能形成民主政治,因为斗争无法作为建构原则。有序的政党政治中并没有出现英国内战(宗教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这种与古代政治不同的近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宽容。而宽容的背后就是自由、理性、道德、法律和共同体意识。自由与理性需要宗教宽容的实现,而宗教宽容本身也是自由与理性的表现。只有实行宗教宽容重构政治秩序才可能给人自由。理性就成了治疗狂热与无知、实现秩序与自由的保障。宽容是观念与制度的统一,它既属于道德,又属于法律。宽容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但是宽容并不是无原则、无止境的退让,它也具有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既包含有属于道德底线的界限,也包含有属于外在法律规则的界限。共同体意识维系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也护卫着民族国家走向共和民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真正的共同体意识需要彼此的宽容与尊重,既理性又宽容的制度在理论上确保多数原则正当性的同时也约束了多数人的意志,防止了多数人的暴政,也为少数人以及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真理的保存预留了空间。伟大的政治必然是宽容的,政治不仅需要理性来确立是非标准和秩序,也需要理性认可的宽容来包容共同体中的异己者、少数派,甚至过错者。政治共同体不仅需要内部的宽容,也需要实现外部的宽容。人类最大的缺陷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近乎疯狂与无原则地固守未经反恩过的有限自我。如何将自我与他者统一起来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上,宽容才是可能的。哲人们创造的哲学体系确实在努力为自我与他者的统一奠定基础,既然自我与他者具有内在关联性,对立可以转向统一,那么在经验世界中也可以转化,自我与他者就找到了统一的基础,宽容便是可能的。政治不可回避,政治也会牵涉到他人,那么,政治就内在地要求共同体的实现。如何在政治场域将自我与他者内在的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处理他人甚至对立面则是一个根本问题。政治宽容不仅构建和维持着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也能够构建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共和秩序。只有通过宽容而非强迫实现了政治自我与他者的真正统一,才可能构建一个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政治必须具有宽容性,因为政治宽容是一种政治道德,它来自于理性的命令,也是现代法治不可缺少的内容,更是整个人类自由的保障。没有宽容就没有民主,没有宽容就没有人类自由,没有宽容就没有人类未来。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第二部分考察宗教宽容在英国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转变过程中的表现,阐释宗教宽容如何影响近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前提——世俗主权国家。第三部分考察近代英国宗教宽容在世俗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对形成近代民主政治核心要素的影响。具体考察了宗教宽容对近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人民主权、议会至上以及王在议会的影响。第四部分考察近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宽容及其与自由、理性、道德、法律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第五部分为结论,论述本文分析的历史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阐释政治宽容的必要性以及普遍的宽容精神与人类未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