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的哲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为辅。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其突出表现就是江淹终其一生的积极入世,热衷仕途,其儒家思想又具有通脱的特点。其道家思想除了在其遭遇人生不幸和挫折时作为心灵的安慰之外,还表现在其仕途顺利之时,常流露出“功名即立,正欲归身草莱”的思想。其佛家思想又依附在道家思想之上。佛道思想只是其人生失意时心灵的栖息地而已,其骨子里还是儒家的功名进取之心。其文学思想表现为为文“爱奇尚异”,讲究情采,追求“具美兼善”。首先江淹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歌风格,这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不同时代的文学风格各有其美,这显示出了对各个时代不同风格的认同,并认为不同的风格能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反对“贵远贱今”、“重耳轻目”的倾向。其次江淹认为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各“具美兼善”,后人应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而不应该“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偏好于一隅,或强分轩轾,缺少“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胸襟。江淹现存诗歌一百四十二首,大多作于宋末齐初,江淹仕宦未达之际。其创作具有“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的特点。钟嵘《诗品》评其诗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也说:“拟古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今天所见江淹一百四十二首诗中计有《杂体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学魏文帝诗》四十六首摹拟之作。此外,江淹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杂有四言、六言、骚体之作,可谓“诗体总杂”。江淹诗歌多以表现愁怨为主题,从而形成了以悲凉为主的风格特色。刘熙载《艺概·诗概》曰:“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凄凉日暮”,正是江淹诗歌的主要情感基调。除此之外,还有平和澹然的情感基调及风格特征,以及苍壮悲凉的情感基调及风格特征。江淹诗歌的诗体形式丰富多样,四言、五言、骚体、杂言诸体具备。其中五言诗数量为最多。这也反映了诗体发展进化的规律。其诗歌语言修辞技巧丰富。江淹正处在“元嘉”到“永明”诗体转变时期,因此其诗歌语言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在练字琢句上下了一定功夫,同时又不脱汉魏诗歌的古朴、峻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