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真正探索到犯罪人为什么要实施犯罪行为时,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犯罪人与犯罪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准确的认定犯罪、更好的改造犯罪人、更好的预防犯罪。从刑法的规定来看,解答“犯罪人为什么要实施犯罪行为”的要素就是犯罪动机。犯罪动机还是刑法洞察人性的窗口、是刑法实质公正得以实现的保证,犯罪动机赋予了刑法感性的一面。所以,对犯罪动机的研究是现代刑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事实上现代刑法并没有给予犯罪动机足够的重视,这有可能导致判决不公。改变犯罪动机在现代刑法中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为犯罪动机在刑法中找到本应属于它的位置,是文章写作的初衷。文章共计12万余字。第一章,犯罪动机概述。本章主要探讨了犯罪动机的概念及特点、犯罪动机的存在范围、犯罪动机的生成过程等问题。犯罪动机是刑法中最常见的动机。在外国刑法中论及犯罪动机时通常只涉及其对刑法的意义,而很少关注犯罪动机的其他方面。我国则不同,犯罪动机已经成为一个刑法专业术语,学者们的研究也已经赋予了犯罪动机这一术语特定的内涵。文章就从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动机概念的争议入题,一步步的对犯罪动机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在对我国刑法学者们给出的不同的犯罪动机概念进行了探讨之后,文章认为从赋予犯罪动机内涵的角度讲,狭义的犯罪动机概念是全面的、符合刑法学和心理学规律的概念。文章紧接着又进一步探讨了犯罪动机的特点。我们知道犯罪动机是刑法中最常见的动机,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犯罪动机包含了刑法关注的所有动机呢?在外国刑法中犯罪动机就是对刑法有意义的动机,这个认识层面上的犯罪动机包含刑法关注的所有动机应该是不会存在异议的。在我国刑法学界的研究方式赋予犯罪动机特殊内涵的情况下,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紧密联系决定了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只能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对犯罪行为发生作用。广义的犯罪动机概念是我国刑法学者尝试用犯罪动机这一术语涵盖刑法所关注的全部动机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犯罪动机概念直接促成了我国刑法学界对动机问题研究的发展。广义的犯罪动机概念使我们意识到对刑法有意义的动机不仅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存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形态中也同样存在对刑法有意义的动机。我国刑法的规定证明了这点,从过失犯罪的刑法规定来看,在过失犯罪中存在影响量刑甚至定罪的动机。我国刑法规定的“情节”中包含动机,这已经是刑法学界不争的事实,这样从我国刑法“情节”的规定来看一切犯罪形态中都存在对量刑甚至定罪有影响的动机。这些在我国刑法中广泛存在的、包含犯罪动机在内的、对刑法有着重要意义的动机的全体才是我国刑法中的动机的全部。犯罪动机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殊内容,它有着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主观方面不同的产生、发展规律。这些犯罪动机的产生以及发展规律,也是对犯罪动机进行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所以,文章对犯罪动机的产生、发展规律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第二章,犯罪动机的历史透视。认识任何事物,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线索,因为历史是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对犯罪动机的研究也同样必须遵循这一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早期,对于犯罪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当时的刑法在认定犯罪时主要关注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少有关注。西方中世纪的刑法以及我国古代刑法的“春秋决狱”现象是古代刑法重视行为人动机等主观方面的特殊史实,但这种重视是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最后都以主观归罪和刑罚权的滥用而终局。启蒙时代,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影响巨大,导致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刑法都向客观主义倾斜,犯罪动机自然被当时的刑法所忽视。直到19世纪左右,随着社会的激烈动荡与变革、犯罪率的上升,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在犯罪认定时才又开始被重视。这时候产生了刑法理论上的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之争,前者偏执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后者偏执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两大学派的论战使得人类对犯罪的认识逐渐深化,人们开始认识到犯罪是行为人行为时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对犯罪的科学认识促使之后的刑法认定犯罪时在重视客观方面的同时逐渐重视主观方面的内容,犯罪动机也由此逐渐成为犯罪认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犯罪动机的刑法地位之所以会出现如上的一种演进趋势,其实是与人性论的演进紧密相关的。犯罪是由人实施,刑罚必须科于人,这就决定了刑法必须考虑人性问题。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正确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从人性论的发展史来看,人性论经历了从抽象人性论到具体人性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正是抽象人性论在刑法的发展历史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才使得犯罪动机在刑法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近代刑法中具体人性论逐渐取代抽象人性论而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更替过程对刑法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具体人性论要求刑法应将研究视角逐渐从“抽象的一般人”转移到“现实的具体人”、从单纯的强调刑法的绝对确定性转移到在强调刑法相对确定性的同时,维护刑法所要保障的价值,因此,具体人性论为刑法中存在犯罪动机等受伦理道德评价的、“活”的因素提供了哲学依据和人性论基础。现代刑法中,犯罪动机是责任的要素之一。之所以犯罪动机拥有这样的刑法地位是与西方大陆法系责任主义理论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的。由西方大陆法系责任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因为受到重视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教会法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由主观要件限定刑罚处罚范围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现代刑法理论中所称的责任主义。责任主义强调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伴随着责任主义的产生,西方大陆法系责任根据理论先后出现了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修正的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衍生出心理责任论对责任的要素加以具体讨论,后来修正的道义责任论又衍生出规范责任论对责任的要素加以具体讨论。现在来看,以上所提到的责任理论对刑法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也成就了犯罪动机作为责任要素的地位。第三章,犯罪动机的功能与作用。在法学上,功能着重强调事物内在的、稳定的、应然的属性,而作用则主要强调事物外在的、变动的、实然的属性。从应然角度讲,犯罪动机对刑法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犯罪动机具有立法上维护刑法的谦抑性、司法上保证刑法的合理性这两方面的功能。首先,犯罪动机的规定在立法上维护了刑法的谦抑性。基本相同的行为,其动机可能差异很大,比如说同是盗窃行为,可能有些人是受生活所迫,如果不偷点就会受冻挨饿甚至生命也会受到威胁,而有些人则可能是为了糜烂的生活享受。犯罪动机是如此千变万化的因素,这有可能使得刑法设定的犯罪圈弹性过大,威胁到刑法的谦抑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现代刑法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之下,罪名数量、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性质是既定的,这是对犯罪圈的刚性限定。在既定的刚性框架内,多考虑一些因素只会使得刑法在认定犯罪时更加谨慎、谦抑。其次,犯罪动机的规定在司法上有利于协调情理与法律的冲突,保证了刑事司法实质合理性的实现。情理与法律的冲突是法律实施过程中永恒的冲突,在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石的现代刑法的实施过程中尤为明显。犯罪动机的存在,架起了一座沟通二者的桥梁。刑事司法固守形式合理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然而,实质合理性的丧失却成为其沉重的代价。刑事司法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在现代刑法中正日益凸显,各国在确保刑事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都在探寻其实质合理性的实现之路。犯罪动机可以协调情理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司法在固守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因素。从实然角度讲,犯罪动机对刑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为集中的体现在犯罪动机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上。就犯罪动机的定罪量刑作用而言,犯罪动机对量刑有影响一般很少存在争议,但犯罪动机对定罪有影响很多人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从量变引起质变的哲学规律来看,犯罪动机应该具有影响定罪的作用；从对各国刑法关于目的犯以及正当化事由规定的分析来看,犯罪动机甚至是选择性构成要件,因此,犯罪动机对定罪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第四章,我国犯罪动机立法与司法的反思与完善。犯罪动机是我国刑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要想在我国刑法中真正实现犯罪动机的功能、发挥犯罪动机的作用,完善的立法、规范的司法是关键所在。首先,文章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目的犯中犯罪动机的立法进行了反思。我国97年《刑法》关于目的犯的立法规定混淆了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同时我国97《刑法》关于目的犯的立法规定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具有主观随意性。所以,我国刑法关于目的犯中犯罪动机的立法完善需要保持目的犯立法表现上的统一,还“目的”以动机的本来面目。其次,从理论上来看,犯罪动机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酌定情节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尽快的将包括犯罪动机在内的、已经为司法实践检验成熟的酌定情节表现形式立法予以明确化,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实践的正确运用。通过以上论述,已经知道犯罪动机是刑事司法在固守刑事合理性的同时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司法实践中犯罪动机因为属于内心意图,很难证明,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犯罪动机认定犯罪经常陷入困境。学界提出了用推定予以证明的观点,推定对于司法实践认定犯罪动机等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讲的确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我国司法推定本身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同时,我国刑事立法的过度模糊性也给司法推定造成了障碍。所以,应完善推定的司法适用。首先,我们应严格、全面甄选据以推定的基础事实。其次,推定应履行一定的程序。同时,立法取向上应尽量减少过于模糊的立法例。总之,只有完善的立法、规范的司法才能真正实现犯罪动机的功能、发挥犯罪动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