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译介、解读、评价和理论阐发仍存在较多的空白,这种理论匮乏现状显然难以应对国内近年来出现的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创作实践,亦难以从理论层促进电影理论、创作和批评之间的互动。因此,有必要对外国（以英美为主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兴起、发展和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做系统的梳理,并对其理论进行探讨和准确评价,以期为国内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和批评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女权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诞生的重要社会与文化背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前者受新左派文化批评理论影响,而后者则与大众文化批评、专业电影杂志兴起密切相关。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发展早期受到同时期的电影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它们相互促进,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的批评和创作实践又为理论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它们本身均融入到女权主义运动之中。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其诞生于发展的早期,其在关于女性主体的认知中出现的本质主义、整体化倾向和普遍论等缺陷和局限也较为明显。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关于女性性别气质的相关概念多深受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自我发展理论和女性气质理论的影响,拉康的“镜像阶段”、女性气质研究为劳拉·穆尔维、玛丽·安多·恩、特瑞莎·德劳瑞蒂斯等研究女性观影主体提供了理论灵感。“观看位置”是精神分析学电影研究的重要概念,劳拉·穆尔维提出了施受虐狂的观看位置,她仰赖“男/女”、“主动/被动”二元对立观念建构起了以窥淫癖和裸露癖为基础的观看理论。尽管劳拉·穆尔维在其1989年的论文中提出了“易装癖”这一概念,以弥补其前期理论的不足,但这一术语的适用性仅限于“女人电影”和带有易装情节的情节剧电影,因此其理论缺陷是明显的。玛丽·安·多恩在《电影与伪装:建立女性观众理论》中提出了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伪装”概念并试图建立更为积极的女性观看位置,她批评了穆尔维观点中的过度决定论色彩,并通过分析一些女人电影中的角色与叙事模式,提出了有关女性观影者（spectator）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均受到欧洲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主体理论的影响过深,它们不仅只适用于特定的好莱坞历史类型片,有将意义和认同固定在文本或意识形态决定论中的风险,而且忽视了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现实的观众的能动性。女性主义电影学者将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现实的观众”（audience或viewer）引入电影理论,开辟了女性主义电影文化研究这一方向。女性主义电影文化研究关于女性主体的术语主要取自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和霍米·巴巴研究后殖民话语的“拟仿”（mimicry）理论,电影研究的“愉悦的协商”、有色女性研究深受文化研究理论启发,明星-观众关系、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主体性研究、作为事件的观众解读等研究便是其重要表现。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进行了理论修正,以性取向、阶级和种族差异为代表的差异研究推动了其理论重构。80年代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对此前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电影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开始反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体系,引入了此前并不受关注的“幻想”（fantasy）研究和“卑贱”概念等理论成果。文化研究的影响波及女性主义领域之后,女性主义的少数族裔、边缘性取向群体、第三世界理论都较多地受到文化协商理论和民族志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它在此一时期的修正,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把这些理论议题与文化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从而使自身的理论视野更为开放和包容。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理论源泉和哲学渊源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和葛兰西为主）等欧洲哲学思潮中的三大理论体系。通过梳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研究分支、核心概念、研究议题和发展流变史,可以把纷繁复杂、历史悠久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分为主导流派和非主导流派。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受到意识形态批评、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影像的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以文本中心的主导流派存在反历史、反经验的弊端,其关于女性主体的理论无法把作为社会主体的观众（audience）考虑在内,它的研究成果中的决定论、二元对立和普遍论观点,难以应用在对社会和现实的观众的分析和研究上。女性主义电影文化研究学派挑战了主导流派的观点并促使它进行了修正,后者把社会主体和协商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电影研究,但它本身因过分强调“好观众”的能动性和阐释能力,同样难以解决文本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对立所产生的理论难题,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平民主义的误区。在20世纪末期,当“白人女性特权”、“异性恋中心主义”甚至连“社会性别”概念都受到挑战和质疑时,差异研究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此前受到推崇的无差别的女性主体概念,瓦解了一直维持并给女性主义运动和学术研究提供信念支持的“姐妹情谊”,女性群体重整群体权力与团结亦面临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