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南洋公学的名气绝不亚于教会学校的中西书院和圣约翰大学。研究中西书院创办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与中西书院,圣约翰大学创办人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与圣约翰大学的论著,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在增加。但是,将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与南洋公学联系在一起,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论著却不多见。本文尝试作这样的研究。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是我国近代的一所新式学堂,在他的赞襄擘画之下,南洋公学开启了新的办学模式,培养出了许多新式人才,在我国教育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解读盛宣怀与南洋公学的关系,叙述和分析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力求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找寻晚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第一节主要叙述盛宣怀筹画创办南洋公学。盛宣怀作为从事洋务实践的一线人物,他较多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其对人才的理解趋向现实与实用。而作为人才选拔途径的科举制度,背离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致于盛宣怀在洋务实践中常有乏才之叹。甲午战后的严峻形势,迫使清政府改弦更张,成为创办新式学堂的有利时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宣怀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支持下,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次年,盛宣怀在辞去北洋大学堂督办后,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公学,以培养政治精英为办学目标。第二节主要叙述盛宣怀如何为南洋公学筹画经费。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公帑支拙。盛宣怀从他所掌控的招商、电报二局中每年拨款十万两,作为南洋公学的经费开支。尽管如此,公学的经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保障。随着盛宣怀在政坛的不顺,公学经费拮据,以致于面临停办的困境。经过盛宣怀的努力,公学得以继续发展。在盛宣怀离任公学督办之后,依旧竭力筹办公学经费。第三节主要叙述盛宣怀如何为南洋公学聘用华、洋管理人员。由于南洋公学培养的人才,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是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人,因此盛宣怀在聘任公学领导层方面带有务实主义的色彩。他在长期洋务实践中形成的唯才是用的人才观,在此得到了发挥与应用。本节选取南洋公学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窥知盛宣怀的选人用人尺度。第四节主要叙述盛宣怀对南洋公学华、洋教员之间扦格的处置。晚清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朝野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共识。然而在尊儒重教传统浓厚的晚清社会,中学依然具有不可触动的地位,公学中西教员围绕着“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发生了矛盾与磨擦,而盛宣怀在其中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第五节主要叙述盛宣怀为南洋公学设定的办学模式。公学开办之初,新式师资匮乏严重。因此南洋公学首先开办了师范院,招考师范生,以为公学以后的发展培育师资力量为主要目的。不久盛宣怀又开办了外院(小学堂),使之沿着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堂)的模式递进发展。当发现开办上院条件不具备时,盛宣怀又果断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之后又不断出资派学生留洋,为国家培养了批杰出人才。第六节主要叙述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开设译书院、特班与商务学堂。盛宣怀创办译书院,一方面是为教学所用教科书进行翻译,另一方面则为开启民智、传播西方文化而进行翻译。建立特班,是以培养政治精英为主要目的。为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需要,盛宣怀还创办了商务学堂,培养商业人才。如上创制,有些虽后来中断而未成为公学沿袭的制度,但是却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盛宣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家,但是却创办了新式学堂,并且用其手中掌控的政治资源和财政能力,为公学排忧解难,避免了新学堂中途夭折的命运。由于盛宣怀对南洋公学办学的坚持,才使得南洋公学弦歌不断,一路走来,发展成为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所重点大学。而盛宣怀在创办和督办南洋公学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晚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艰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