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融资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政策制度的监管,但是现实与其初衷相背离,这些旨在筛选优质公司,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的监管制度,也成为上市公司调节利润,粉饰财务报告的动机之一。公开增发是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综观现有文献,从国家政策监管视角出发,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监管政策之间关系的成果尚不多见,而这些研究成果也普遍缺乏系统性。为此,本文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相关监管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探究上市公司在公开增发过程中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监管政策对两种行为是否存在导向作用,据此提出针对性的盈余管理治理建议。具体来说,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盈余管理度量方法、盈余管理方式和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盈余管理概念进行界定,分析股份增发的定义、分类及盈余管理动机,总结了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明确了我国增发监管政策的发展及业绩阈值要求。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实证分析方案。以2003-2006年和2009-2014年公开增发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盈余管理分布法画出盈余分布直方图,直观观测样本公司盈余特征;又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以及Roychowdury的方法,分别度量2003-2006年、2009-2014年公开增发上市公司以及两个对照组样本公司增发前三年及增发当年的应计盈余管理度和真实盈余管理度,以盈余管理指标作被解释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设置虚拟变量并作为政策业绩要求的替代变量,建立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回归分析,并采用对照研究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监管政策对公开增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导向作用。文章最后从监管政策多维化、第三方辅助、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动机四方面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公开增发上市公司在两个政策适用期内均同时采用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监管政策对公开增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效果根据阈值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高阈值政策对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而低阈值政策促进盈余管理度,随着会计政策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开增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更加谨慎。本文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仅关注某一种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本文将公开增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行为纳入研究范畴;采用盈余分布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盈余分布法可以直观地呈现不同监管政策下,拟增发公司盈余水平分布的差异;回归分析法用以检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政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地,引入对照实验研究法用以验证政策变量与两种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从而在统计学意义上确认了前者对后者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