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挥之不去的痼疾,而消除贫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永恒难题。随着2020年我国显性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贫困治理重心也将进入到一个以转型性次生贫困为主要特征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即后扶贫治理时代。文章先是通过系统性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多维减贫的理论逻辑,从学理上阐释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减缓多维贫困;再是基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生计五边形、自然断裂法、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Sobel中介因子检验法等数理统计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多维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究竟能否减缓多维贫困,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考察期内发展迅速,无论是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还是使用深度均呈现出高速增长。（2）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以及绝对贫困人口不断消除,我国多维贫困局面也随之缓解,区域内生发展动能显著提高。多维贫困测算结果显示,MPI指数的均值和最大值分别由2011年的0.842、2.313下降至2018年的0.016、0.070,表明我国脱贫减贫成效显著。（3）整体上看来,固定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结果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显著为负,即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是有助于减缓多维贫困的,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其减贫作用有所衰减,存在减贫边际效应递减现象。从异质性来看,无论是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还是以多维贫困程度作为评判标准,检验结果均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减贫作用更大,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亲贫性。（4）从中介传导机理来看,Sobel检验的各个估计结果均显示至少在10%水平下中介效应是成立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包容性增长、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中介渠道来减缓多维贫困。结合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可以从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持续深化数字金融体系现代化建设;合理规划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实行差异化区域减贫策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营商环境,培育数字社会新风尚;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注重提高弱势群体金融素养四个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