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骗取贷款罪填补了刑事立法上惩罚我国金融贷款领域大量存在的以欺骗方式取得贷款的漏洞。《刑法修正案（十一）》又对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致力于防止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过度泛化。尽管如此,骗取贷款罪在司法认定中仍存在着诸多争议,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这在当下经济发展新形势及刑事“宽严相济”的大背景下意义重大。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骗取贷款罪概述。首先,先将骗取贷款罪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并点明了本罪在金融诈骗犯罪中的特殊之处。接着,梳理了骗取贷款罪的立法沿革,简略归纳了本罪的立法历程:一是为了更全面的规制金融犯罪,弥补立法空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骗取贷款罪以一个全新的罪名面世。二是为了防止骗取贷款罪在实践中过度“口袋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骗取贷款罪条文中的“其他严重情节”。最后,对国外相关犯罪做出比较分析。第二部分:骗取贷款罪客体之司法认定。首先,梳理了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认为本罪在核心层面所要保护的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其次,分析了骗取贷款罪的行为对象,本罪的对象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如何界定“其他金融机构”的性质。“其他金融机构”必须既在形式上符合条件,也要在实质上符合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同时兼备的,则不可作为本罪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因此,分析后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应该是本罪要保护的对象。第三部分:骗取贷款罪客观方面之司法认定。首先,从欺骗手段来看,并不是所有具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都应当一概将之认定为采取了欺骗手段。欺骗手段必须具有法益侵害性且对发放贷款有实质性、决定性的影响,提供虚假的一般信息而非关键信息的不应被认定为欺骗手段。虚构贷款用途属于欺骗手段,但是提供真实材料取得贷款后改变用途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借用他人名义骗取贷款,被借名人视主观心态定罪。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属于欺骗手段,但不是所有提供虚假的还款能力证明的都要定为本罪。其次,从重大损失来看,重大损失的认定应当建立在银行通过各种途径主动进行自我救济的基础之上。重大损失数额应该从公安机关立案的时候开始计算。损失数额的计算不应包含利息。若提供真实足额担保,贷款到期后行为人无力偿还由担保人代为偿还的,担保人受损失不等同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受损失。最后,“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数额可以参照相关金融犯罪加以认定。第四部分:骗取贷款罪主体之司法认定。首先,行为人与具有最终审批权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骗取贷款,不能将行为人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但其可以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成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行为人与不具有最终审批权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行为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可以成立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其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自批自贷视非法占有目的有无构成不同犯罪。第五部分:骗取贷款罪主观方面之司法认定。要想正确区分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核心因素是要分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结合行为人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进行全面判断,不能只做片面认定。其次,取得贷款之后行为人转而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由于不是行为时的故意,因此不应转化为贷款诈骗罪。另外,由于不符合侵占罪的成立前提,行为人骗取贷款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也不构成侵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