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文本为主,注重文本对比并且以忠实、对等为翻译标准。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们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转向了文化研究方向,试图去探究和揭示影响翻译的背后因素。批评语言学家们认为,一切的语言运用都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翻译,作为一种运用语言的重要形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系统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真正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西方翻译研究者开始审视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他将一个重要概念----“操控”引入到翻译理论中来。本文采用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理论框架,选取萨克雷在20世纪中国各个时期的译本进行梳理、分析,考察外部因素在20世纪中国各个时期是否以及如何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另外,在研究外部因素对译者产生作用的同时,本文也研究了译者对各自时代主流翻译观的接受程度,证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译者主体性与社会规范和限制之间协调的结果。这一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表明译者并非是外在因素“操控”下的木偶,而是文化交流中的调停者与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