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人责任及义务制度历来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核心，也是船货双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国际社会经过不断努力，已经制定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承运人责任体系。但由于目前生效的国际海运立法不统一，且其中的许多规定已经失去了当时的立法根基，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极大的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基于此，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于1999年委托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一部新的国际海运公约，以期真正实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现代化及国际统一。这部公约于2008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被定名为《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法，将《鹿特丹规则》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进行比较研究，探讨《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之责任及义务的重大变革，分析其变革的合理性及与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海商法》的几条建议。全文除了引言和结论之外，正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体系变革之分析。通过比较《鹿特丹规则》与之前生效的三个国际公约关于承运人责任基础与责任期间的规定，认为新公约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规定为“门到门”顺应了集装箱贸易不断发展的时代潮流，具有合理性；将承运人的责任基础规定为完全过失责任制，也符合适当加重承运人责任，重新平衡船货双方利益的要求。在这部分中，还专门探讨新公约为了最大限度的适用“门到门”运输，对承运人的责任形式采最小网状责任制，利于促进国际海运法律的统一。第二部分，《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交货”义务的重大突破。通过分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凭单交货”义务的历史沿革，及《鹿特丹规则》对可转让运输单证与不可转让运输单证下货物交付规则的不同规定，认为新公约赋予承运人在某些条件下“无单放货”之权利的做法正负两方面影响同在，各国可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做法。第三部分，《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适航义务的变革。这部分从承运人适航义务的发展历程入手，仔细研究了《鹿特丹规则》下适航义务的主体、期间、主客观要求、违反这一义务的后果和举证责任的分配，认真分析了新规则的这一变革对各方面的影响，认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适航义务的变革虽然对一些海事法律制度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在整体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利于平衡船货双方利益。第四部分，《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免责事由之变革。通过分析《鹿特丹规则》较以往国际公约对承运人免责事由的修改，特别是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与“火灾过失免责”的废除，进一步探讨其变革对船货双方和海事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第五部分，《鹿特丹规则》对完善我国《海商法》的启示。以我国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与《鹿特丹规则》规定之差异为切入点，认为《鹿特丹规则》的先进性促使我国海商立法的完善，并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建议，即我国《海商法》中，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应扩大至“门到门”；责任基础应采完全过失责任制；关于承运人能否合法“无单放货”，我国法律应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针对不同种类的运输单证，选择是否接受新公约的做法；关于适航义务期间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借鉴《鹿特丹规则》的实质性规定；保留“航海过失免责”；完善“火灾过失免责”。最后，建议我国应立足国情，基于交易便利与交易安全的双重考虑，就是否加入《鹿特丹规则》持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