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世界知名的文学、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流亡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有着复杂而矛盾的特殊身份。他一生出版各种著作20多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东方主义》(1978)、《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和《知识分子论》(1994)。就其学术渊源而言,赛义德受到了维科(Giambattista Vico)、福柯(Michel Foucault)、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卢卡契(Georg Lukacs)、阿尔多诺(Theodor Adorno)、法侬(Frantz Fanon)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影响。作为理论家和批评家,赛义德在两个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一是对“现世性”或文本与批评家的物质语境的重要性的强调,二是通过对“东方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引发了后殖民研究。赛义德的批评话题十分广泛,主要涉及文本与批评家的现世性、东方主义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其中文本与批评家的现世性这一论题表明赛义德对文本在世界上的定位持一种决定论的看法;强调文本与世界的种种联系以及理论或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旅行和变化;反对批评家的智性工作的专业化倾向,提倡“世俗”批评,倡导“批判意识”;重视批评距离以及再现和批判社会的功能。赛义德写作《东方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对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再现是如何被体制化的。在《东方主义》中他描述了多种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凭借这些学科、机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式,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中最终“认知”了“东方”。他用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观念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挑战“西方”认知“东方”的权威。另外,在该书中,他采纳了一种以欧洲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西方人文主义观念。《东方主义》开创了“殖民话语”这一新的领域,使文学、文化和政治相结合,打破了学科界限,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视野,但赛义德在该书中同时使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的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和那种独特的西方人文主义观念则造成该书在方法论、理论阐述及价值方面的种种问题与缺陷,因而遭到了多种批评。《文化与帝国主义》被赛义德看作是《东方主义》的续篇,它试图扩充《东方主义》的观点,“对现代宗主国与其在海外领地的关系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描述”。在该书中,他论述了两大主题:一是世界范围内帝国文化的普遍形式,二是历史上抵抗帝国的经验。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放弃了在《东方主义》中使用的那种知识谱系学的分析方法,将文化与帝国实践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西方经典作家代表性作品的考察,一方面,赛义德在强调这些作家作品的特殊地位的同时,揭露了它们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分析了对帝国主义和后殖民势力进行文化抵抗的某些模式,以期提出解读文学文本、殖民历史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替代方法。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者,赛义德与巴巴(Homi K.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共同构成了后殖民理论家中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神圣三位一体”。其《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是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文本。他对文学和政治再现、宗主国中心与殖民地边缘的对立以及流亡者形象和作家在与读者大众和诉求者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分析都有助于将后殖民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界定。巴巴继承并超越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开创的殖民话语分析。在殖民话语这一议题上,巴巴与赛义德的差异在于前者将殖民话语看作是矛盾的、充斥着冲突的;而后者将其描述成在本质上是一种统一的和主导性的系统。斯皮瓦克与赛义德共同关注后殖民国家遭受的帝国主义的“认识论暴力”,试图给欧洲与被其殖民与统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历史提供替代性描述,他们对后殖民研究的贡献分别体现在从理论上阐述殖民话语以及再现来自非欧洲世界的妇女。再现问题及由其导致的“位置性”和“共谋”这两方面的问题是赛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共同关注点。赛义德和斯皮瓦克明确地讨论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再现那些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和受排斥的人之必要性,承认知识分子总是受到他们的体制的角色和位置的影响,并且意识到对复杂的理论模式的使用会限制他们的言论对广大听众的影响力。而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不同,巴巴的大部分著述关注再现和定位,尤其是主体在混杂的后殖民世界中的位置,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后殖民知识分子再现他者的问题,也未考虑自己模棱两可的立场。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赛义德总是设法突破任何学科的、专业的和思想的藩篱,对构成具体的学科、话语、文化或批评实践之基础的假设进行质疑和挑战,他抨击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和任何本质化的概念,拒绝接受任何关于种族、宗教或批评体系的“纯粹的观念”。他始终将自己的批评界定为对抗性的,但他怀疑以相同方式界定自己的批评立场的其他批评家。因为他明确反对的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而且是当代批评中忽视历史和政治的倾向。他更看重的是其作品与有着相同的政治承担的其他批评家的作品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思想上的一贯独立是其著作最明显的特征。他既不明显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不与任何一个政治潮流或运动相认同。他拒不接受纯文本性这一精妙深奥的世界和政治教条这一意识形态密集的世界,这为他努力超越实用批评、文学史、鉴赏和诠释以及文学理论这四种基本的批评形式奠定了基础。赛义德的批评精神的本质是他拒绝被局限于某个流派、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政党,相反,他决定把任何东西都纳入批评的范围,从而突出了其批评视野的开放性与现世性。他对文本和批评家的现世性的关注、对东方主义的反思、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关系的探讨、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社会批判功能的思考对于在全球化语境下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