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一体化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包括上令下从、职能协助、职务收取和移转等。作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加强检察一体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而且有助于正确把握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规律,深入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尽管学界关于检察一体化概念的表述有不同的见解,但总的来看,检察一体化具有整体性(统～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层级性(组织结构的集权体)、相对独立性(服从与独立的对立统一体)、职务可替代性(检察官职务承继与移转的结合体)等典型特征。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有效地行使检察权,体现了检察权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反映了检察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实行检察一体化,以保障检察权得以统一有效地行使,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和法制统一。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检察一体化原则,但检察一体化的内容在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不仅是我国建立检察机关的理论渊源,也是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理论渊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不仅要求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为实行检察一体化提供了制度前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别是法治发展水平不高、人情和熟人社会、地区差异大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实行检察一体化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紧迫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检察权又是中央事权,这决定了检察权的运行只有遵循检察一体化规律,才能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此外,检察一体化还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的体制保障。　　根据所属法系、上下级检察机关关系等标准可以将检察一体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通过考察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检察一体化,可以看出,检察一体化反映了检察权行使的一般原理,满足了有效实现检察职能的需求,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均根据自身国情,平衡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各国检察一体化模式也出现了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检察一体化是历史的、具体的,往往因时代和国情而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表现为不同的制度设置。国家结构形式、检察机关的性质、检审关系、政党制度等对检察一体化模式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决定着一国检察一体化模式的方向、特征。世界上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检察一体化模式,也没有绝对统一的检察一体化标准。各国选择什么样的检察体制,总是与该国的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相适应,我国的检察一体化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在现阶段,也呈现出法律规定与实际运行不一致、上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关系弱、同一检察机关内部领导关系强等特点。　　“上令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核心。从我国上下级检察机关领导关系的现状看,存在着检察权的地方化、检察职能的功利化、检察活动的宽泛化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多个完善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方案。从我国的国情看,集权式领导方式和分权式领导方式都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检察机关应选择均权式领导方式。应当认真研究在维持目前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进一步强化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领导,进一步完善领导程序和方式,进一步提高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从同一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关系看,要改革行政审批办案机制,积极推进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解决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检察权的内部优化配置,是实现检察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问的检察职权优化配置,主要集中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审查逮捕等关键环节上。从立案侦查环节看,基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特殊性,必须坚持以分级立案侦查为原则,以指定管辖、交办等为补充。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的优化配置是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项目,逮捕权上提一级是目前最为可行的相对合理的改革方案。优化检察职权配置,要认真研究和积极推进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案件办理与管理职能的整合与分离,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有机结合。为防止因内部职能分工产生检察权分散化倾向,有必要遵循“拳头”理论,加强检察长对检察工作的统一领导。　　尽管检察一体化贯穿于检察活动的始终,但我国检察职能具有多元化和复合型的特点,不同的检察职能对于一体化的需求是不同的,实现的方式既呈现出同质的一面,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职务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对于一体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检察一体化的要求。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的领导、指挥和组织协调,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体制,是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重中之重。而公诉作为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对检察一体化和检察官的独立性有着双重需求,特别是如何满足司法活动的直接性和亲历性,防止以上令下从钳制公诉人的独立性,是实行公诉一体化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职能协助是检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包括不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能协助和同一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的职能协助。前者在检察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职务犯罪侦查协作。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协作经历了由传统的习惯做法、积累成功经验到逐步建立侦查协作机制的发展过程。针对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协作存在的协作考评制度缺失、协作责任追究机制乏力、经费保障不力,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突出问题,需要从完善侦查协作工作机制、建立跨区域侦查协作网络、建立侦查资源共享机制、完善侦查协作经费保障机制、完善侦查协作激励机制、严肃侦查协作纪律、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强职务犯罪协作。同时,检察机关内部要加强侦、捕、诉等职能的衔接,进一步完善诉讼监督衔接机制,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为了防范上级检察机关和上级检察官滥权的危险,必须明确设定检察一体化的界限。上令下从的界限,是上令下从的核心问题,也是检察一体化问题的重心。法定主义构成对上令下从的实体限制;而对上令下从的程序限制,则主要通过书面指令、赋予下级异议权、指令事后公开等实现。职务收取权、移转权的界限也有实体和程序界限之分。而从我国检察权的职务收取和移转看,突出的特点就是倚重类案收取。虽然在目前有其现实合理性,但这种做法并不宜泛化,不应动辄采取上收权力来维护法治权威。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检察一体的节制。这主要体现在检察官的异议权和要求上级行使职务承继权或职务移转权。与检察官的异议权紧密联系的,是检察官的抵抗权问题。我国《公务员法》从一般意义上确立了公务员的抵抗权,实现了对上级命令从绝对服从到相对服从的转变,对于平衡检察官相对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我国,推进检察一体化改革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要充分考虑这项改革的复杂性,明确目标任务,选准改革突破口,找准切入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要借鉴国外和地区有益的经验,针对我国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现状,着重解决检察权地方化、部门化、分散化等问题。我国要推行的检察一体化,应当是上下统一的一体化、整体的一体化、尊重下级检察院自主性和检察官相对独立性的一体化、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内部配合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检察一体化改革,在规划设计时要统筹兼顾,在实施改革时要循序渐进,在检察一体化模式上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要注意协调好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之间的关系,在侧重于检察一体化的同时保障检察官的相对独立。要正确处理检察一体化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在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坚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原则下,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整体优势和合力。要把检察一体化作为开展检察工作的基本理念,作为检察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作为深化检察改革顶层设计的龙头,从上至下统一部署、整体推进,特别是要通过完善检察立法,为推进检察一体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