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版《万国公法》刊行后作为日中交流的一部分，在幕末明治时被近代日本知识人为了解国际局势和收集情报之用传入日本，对明治日本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日本的国际观。故此，《万国公法》给日本带来的变化是必须看待和探索的，日本本身出现着多种版本的国际法译本，每个版本都存在自己本身所固有的特点，从以上角度的探讨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此作为问题点,试图展开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基于英文原版，汉译版《万国公法》与重野版《和译万国公法》等原始资料，通过语言学及国际法的相关概念理论对各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找出差异发生的根由。试图以对比方法，以“翻译”为原点，透视出中日两国所暗藏的不同的对外观及相异的近代因素，并且联系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就其对《万国公法》的应用进行考察。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从汉译《万国公法》到和译各版本《万国公法》的演变过程，最后将重点放到明治期汉学家史学家重野安绎笔下的《和译万国公法》上。第二部分，试图讨论和分析《和译万国公法》作成文章中的相关特点、作成方法，并以此为突破口，为第三章做出铺垫。第三部分重点论述重野安绎著述时透露的信息，及联系日本的外交实践，通过言语考察翻译在近代中日两国发生的作用力，透视明治日本外交活动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为重新审视日本外交史提供不同于此前相关研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