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中国遭受了全球最为严重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而近些年中美两国间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更是将中国高端制造业作为主要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贸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加征关税行业清单迥然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国各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以及对贸易摩擦决策的不同影响。为研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贸易摩擦的相关关系,本文基于过往文献的研究,借鉴Erbahar and Yuan(2017)建立三国模型,从收益决策机制出发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理论机制及其中间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假说:第一,当中国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赶超贸易伙伴国时,贸易伙伴国该行业收益受到损害,从而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摩擦频率上升。换言之,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对提升“催生”贸易摩擦。第二,当中国某行业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时,若中国在该行业相对贸易伙伴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则牵涉到的贸易伙伴国对应上游行业收益越大,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对贸易伙伴国对应上游行业收益的损害也就越大,那么反倾销措施将被越快撤回,摩擦持续时间也就越短。换言之,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相对提升“润滑”贸易摩擦。这样的普适性结论在中美案例中也同样适用,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于中国而言,未来仍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同时加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对内改革,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对内建立完善且权威的摩擦预警机制,主动防范并降低摩擦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