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行动者因果理论(Theory of Agent Causation)是当前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要理论。与事件因果性理论不同,其核心观点是行动产生的最终原因是人,而不是任何的事件。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的行动者因果性理论遭遇了一个二阶性难题:即行动者作为原因的可理解性问题或神秘性难题。本文最终目的是借用国内学者(颜青山)的“行动势”(Agent Potential)概念来为这一困境寻找新的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行动者因果理论(Theory of Agent Causation)是当前讨论自由意志问题的重要理论。与事件因果性理论不同,其核心观点是行动产生的最终原因是人,而不是任何的事件。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的行动者因果性理论遭遇了一个二阶性难题:即行动者作为原因的可理解性问题或神秘性难题。本文最终目的是借用国内学者(颜青山)的“行动势”(Agent Potential)概念来为这一困境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本文的主体包括四个部分(导论之外)。第一部分在重建奥康纳行动者因果理论的主要论证——尤其是其引入“突现性”(Emergence)概念对行动者原因(Agent Cause)的刻画——之后,揭示了其所遭遇到三个一阶性难题:戴维森指出的两难困境、布罗德提出的“选择时机”难题和凯恩论证的“选择动机”问题,然后评述奥康纳的核心回应。第二部分在重构奥康纳回应之后所留下的二阶性难题——即行动者因果理论的可理解性难题或神秘性难题——之后,评述及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策略:第一种方案是克拉克结合事件因果理论的整合版行动者因果理论——它将导致倒退到事件因果性的结果;第二种是启发于“因果决定论预设自由意识”论证(颜青山)而得到的“先天”论证方案,即事件因果理论(蕴含因果决定论)预先要求了在其结构中包含了“自由意识”能力的行动者(Agent)。第三部分则评述了当前几种重要的因果理论,这些理论证明了第三章的一个激进自由意志论的结论,即因果理论是我们的“自由意识”的产物;同时也将为最后扬弃这些理论并提出自己的因果理论提供预备。这些理论包括两种形而上学理论(休谟的因果理论、戴维森的事件因果性理论)和两种语义学因果理论(反事实条件句理论、INUS理论)。最后,我们援引力学中的因果直觉,提出“作用因果性”的概念(作为产生型因果性的具体机制),将行动者类比于物理“势”,提出“行动势”(Agent Potential)的概念:行动者作为只具有“行动势”(自由意志)属性的实体,本身不直接作为原因,而只有面对具体对象而产生动机时才能够成为原因。由此,机制性地解决了行动者因果理论的可理解性困难。
其他文献
现阶段,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普及和应用到了各行各业中,尤其在医疗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公立医院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还为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带来了保障。在大环境发展趋势下,我国大部分公立医院都已经搭建了基础化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948年缅甸独立以后便推行亲西方的“中立外交”政策,并借此寻求英美国家的援助。出于对中立外交的不信任和缅甸政局动荡的考虑,华盛顿并未对仰光的援助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而是自然而然地将英国视为对缅援助的中坚力量和主要角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积极调整其亚洲战略,并在英美协调的框架下向缅甸提供了有限援助。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一度延续了杜鲁门政府的相关政策,坚持认为缅甸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思想,在这一段简称为《大纲》的文献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外学界将其称之为“机器论片断”。机器论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运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机器化大生产形成了二重效应,一方面使得现代社会生产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化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本质性飞跃;另一方面也导致资本主义生产陷入更为复杂
学界普遍认为葛洪作《神仙传》乃为《抱朴子·内篇》修仙理论作实例,旨在证明“神仙实有,仙道可学”。本文认为著者为神仙立传,“神仙实有”并非其论证的终点,反而是信仰者视角下作为前提被给出的。而建构“人-仙”关系,以史实口吻,探讨“人何以成仙”才是仙传关注的重心。“由人而仙”的传记文风一方面作为信仰的显在方式带有鲜明的“书写者个性”,此一点正是历来学者以“文本虚构”和“出于宗教目的的造仙”指谪《神仙传》
移情是我们在道德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语,但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对于移情的定义存在极大的多样性。本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梳理不同类型的移情概念的基础上,指出适合伦理学领域所采用的移情的概念模型。二是探究移情在道德生活中的功能。首先,本文将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梳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移情概念模型,并指出其中哪种定义方式是更适合在伦理学领域中采用的。其次,对于移情在道德领域中的功能,学者产生
佛教初传中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奠定了此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佛教与地区社会的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具体实践。中国各地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地方特色,佛教在不同地方的传播自然要采取不同的路径。南北朝政治的多变,又使佛教在社会中的建设历史更为复杂多绪。以南方的会稽地区为例,东晋南朝会稽佛教曾一度为人所称道,但佛教渗入地方社会的
威廉·爱德华·多德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美国驻德大使。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多德在好友的推荐下,受邀成为罗斯福政府的第一位驻德大使。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刚刚席卷全球,各国都忙于恢复自己的经济。而在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执政,开始推行独裁统治。多德带着为德国树立民主榜样以及争取和平的期望前往德国开始大使生涯。多德与罗斯福派政治家有着比较良好的关系。他长期从事民主方面的研究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尧舜形象及相关事迹在《孟子》文本中随处可见,孟子谈各种问题都涉及尧舜概念的使用,“称尧舜”可以视作孟子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相较孔子着眼于尧、舜的历史功绩,孟子对尧、舜的评价更多地看重德行方面。在孟子的哲学世界中,尧舜是具有完备道德心的大人。尧舜之于人伦道德维度是处理孝悌之道和君臣之道的典范;之于社会道德维度是由仁义行、法先王之道施行仁政的历史依据;之于天地道德维度是能够
集合论规格悖论是典型的集合论悖论。由于集合论悖论含有相似的结构,所以它们在集合论悖论研究中通常被视为同一类型的悖论做统一处理。以往的集合论悖论解决方案大都认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集合缺乏必要的限制,因此它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限制集合的范围来避免悖论的产生。但集合论规格悖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本质地涉及无穷集之间的大小比较,涉及潜无穷和实无穷这两种无穷观念。集合论规格悖论的构造过程涉及一个比原无穷集更大的
爱一个人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通常认为是所爱之人的卓越品质,因为卓越的品质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愉悦和道德审美,对我们产生吸引力。但这也使我们疑惑:爱的对象究竟是品质还是人?如果其他人具备同样卓越的品质,为何我只爱她?如果其他人在该品质上的表现更为卓越,我有什么理由拒绝替换?赋予理论反转了爱和价值的关系,认为并不是有价值的品质引起了爱,而是爱赋予了所爱之人重要性,爱创造了新的价值。既然品质并不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