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先后衰落,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发展战略,力求抢占未来信息生产力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0年将“宽带互联网”作为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并将“智慧地球”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出台了“数字国家”框架,欧洲提出了“欧洲数字进程”,日本发布了“i-Japan2015”。我国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两化融合发展的特殊阶段,已经基本完成重工业化,人口红利消失,工业生产力阻碍了劳动者的自主创造性;在资源紧缺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约束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现状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加深,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新发展模式的战略任务。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力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通过提高信息生产力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生产的智能化、生产装备的数字化和管理的信息化,让信息化积极带动工业化,推动“两化”又好又快融合发展。因此,在“两化”融合背景下,研究信息生产力的内在发展规律,评价和测度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揭示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两化”深度融合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论文基于信息生产力理论的系统研究,建立多级指标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和地区测度,最后给出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三个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归纳如下:一、信息生产力理论的探讨。将信息理论与古典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相结合,分析信息成为生产力的条件,建构信息生产力理论。阐明了信息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认为信息生产力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创造、采集、加工处理和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产品的生产能力,是信息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相结合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具有高度智能化与网络化、共享性和速度性、高渗透性和全球性等特征,并指出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的网络化、劳动者从事的信息劳动的虚拟化、劳动对象的数字化,然后论证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二、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依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围绕信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6大要素:信息技术、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投入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取43个初始评价指标,并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便于后续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分类。接着利用k-均值聚类算法和初始评价指标和对各评价单元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分类,获得类别标签。然后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获得的类别标签进行训练,得到分类误差率与指标重要性排序;将排在末位的指标剔除,再一次利用新的指标进行k-均值聚类和随机森林训练,并不断迭代此过程,直至分类误差率和指标重要性都满足要求,即得到最终30个三级评价指标及其重要性。最后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计算权重,即得到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定量测度。依据多层级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信息生产力水平测度模型。根据模型计算得到我国2011、2012、2013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值,并进行分等定级。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及各地区信息生产力发展趋势比较平稳,但地区间信息生产力水平存在严重不平衡,总体呈梯级格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建、辽宁和山东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河北、内蒙古、吉林、陕西、重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科技教育研发的投入和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而传统通信技术应用目前已趋于饱和,对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作用很小;(3)信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增速、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传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却又由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其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差距。根据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结合我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部署,本文建议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业结构、企业信息化工程、人才队伍建设、信息生产力发展政策这五个方面提高着力我国的信息生产力水平。未来研究将围绕信息生产力的渗透能力,以及如何在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融入非量化指标等问题开展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