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把奥威尔的纪实文学和小说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探究其中共同的意义。首先，会从奥威尔的纪实文学入手，看一看影响奥威尔的政治倾向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个体性的生命理解。继而，会转向奥威尔的虚构类作品，着重考察这种理解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　　一、奥威尔——一个自我放逐者的肖像　　“逃亡者”，“自我放逐者”，“流浪者”，“局外人”，等等这些称号已经成为学术界对奥威尔的一种定论。　　从《如此欢乐童年》中看到，基于自己童年在圣塞浦里安的真实感受，奥威尔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人生观念:在社会上权势群体总是凭借自己的权威对弱势群体特别是个人横加利用、压榨、愚弄和迫害。　　《射象》和《绞刑》表明，奥威尔在缅甸期间，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半是游离半是超然在实际的生存状态之上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也预示了奥威尔的“自我放逐”——使自己疏离于群体特别是权势群体之外，尽量避免阶层定位对自己人格的扭曲和钳制。　　《巴黎伦敦落魄记》和《通往威岗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是比较成功的初步尝试。奥威尔在这两本书的创作过程中部分地实现了自己摆脱原有阶层限制、融入边缘群体的愿望。　　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始，奥威尔的创作就带有更鲜明的政治上的针对性。他独特的个体意识，在接受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后，逐渐升华为自觉的反极权思想。他关于群体对个体压制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为极权社会对人的摧残这一观念。　　二、长篇小说的主题——个体的困境　　通过对《缅甸岁月》、《上来透口气》、《一九八四》三部小说情节的分析，本文得出奥威尔的长篇小说就是将个体置于各种群体之中，通过展现个体在群体中的生存困境，以及个体反抗群体权威的徒劳努力，把群体压制个体迫害个体的机制暴露在面前，并让看到群体，特别是极权社会下的统治者集团，对其成员个体的控制力是何其可怕。这就是奥威尔长篇小说统一的表现主题。　　三、奥威尔式主人公的反抗模式　　无论是奥威尔的主人公们的个性特征、他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他们反抗群体的途径，都有着颇为一致的模式。　　这些主人公都是奥威尔式知识分子。他们敏感于群体对个体自由的扭曲力量，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往往游离于自己所属的群体之外，与它们保持着精神上的距离。与群体之间精神上的隔绝以及在群体生活中的孤立状况，使主人公们潜在地具有脱离群体、反抗群体的意愿和倾向。但这些主人公们专注精神世界的性格中包含有一种忧郁倾向，使他们含蓄内向，甚至略显怯懦，缺乏积极行动的能力，很少会激进到公然触犯群体准则。　　他们从群体中或得解脱的途径有:希望获得友谊，或爱情的支持，或者希望能够走近自己群体之外的边缘群体。总的来说就是寻求三种人物的认同，从而摆脱自己精神上流亡的凄惨状况。但奥威尔的主人公们从他人那里寻求归属感，借以迂回地摆脱群体束缚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在群体权威压迫之下的个体，只能依靠自己的独立精神，任何向外界寻求归属的努力都将破坏这种精神的独立性，从而归于失败。　　四、文学语言——维护个体独立性的有力武器　　当孤立无援的个体陷于群体的泥沼当中时怎样保持自己的这一份可贵的自由和独立？答案是文学创作。　　保持思想的独立本身就意味着尊重个体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群体往往通过对语言的滥用来剥夺个体的感受力。文学语言能够保持个体经验感觉的鲜度，使真情实感在人与人之间较为畅通地交流，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孤独和隔绝的状态，同时也保持思想对于群体的独立性。　　结语　　本文中，忽略了奥威尔作品中备受关注的政治含义，得出自己的结论，即奥威尔在他的诸多作品实际上是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即个体生存的困境，和谋求解脱的悲剧。比照人们通常会在他的作品中采搬出来的各种主义、各种具体的政治观念，这一主题更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