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在传统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人们对经典的诠释又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涵并扩大了其影响。二十世纪以来,经学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人们对经典的看法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改变。对经典释读的多元化无疑又反映并促进了人们经典观念的转变。本文将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新时期)国人经典观念的转变及《论语》释读方法的多元化等问题,以期认识和了解“论语学”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些特点与规律。这一时期的《论语》释读类型多样、方法不一。这种表现,即是“论语学”本身内在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具有时代赋予的特色。人们将在反思与超越中进行对话。经典释读的多元化无疑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这当然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内容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简单介绍了此论文的选题意义、创新之处、研究对象与方法及论文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毫无疑问,对三十年来《论语》诠释发展的研究,既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论语》乃至孔子的了解与认识,同时也可以继续阐扬经典在时代发展中的“新义”,而这种“新义”在每个时代又都是必须的。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学术史的问题,同时也是思想史的问题。我们知道,经典不仅有塑造民族精神的巨大作用,而且还有慰籍人心的不凡功效。而继承和弘扬以经典为载体的传统价值,对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辅助的作用,对维护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和谐更有规范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内容是“近代以来经典观念与《论语》释读方法演变概述”。在此部分,笔者回顾了近代以来国人对经典、对《论语》等传统载体的理解的演变,得出：“经典与时代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而经典(儒家经典,这里主要指《论语》)在很多时候似乎也是“保守”的代名词。于是,经典与革命、保守与激进在时代允许和承受的张力下分和。《论语》诠释本身的演变,同样也是《论语》自身内在理路发展与政治话语霸权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时期”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这一时期,对孔子出现了“再评价”,当然经典观念也随之转变；《论语》释读也日益显示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特点。第三部分的内容是“新时期《论语》释读类型举例”。笔者在此部分详细的介绍了此时期《论语》释读的不同类型。通过对杨树达、杨伯峻、钱穆、南怀瑾、李泽厚、于丹、李零等先生的《论语》释读的比较、分析与理解,结合时代发展的脉络,找寻这一时期《论语》诠释的特点与规律。第四部分主要是从学理层面论证“对话”的可能性。“对话”是从“反思”与“超越”的角度而着眼的。我们需要对古代经典进行当代的诠释。通过这种诠释,使人们能进一步反思古代圣贤之言的现实意义,使古老的优秀传统焕发青春,为现实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古代经典的当代诠释,就不仅是通过完善的诠释技术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出经典本文的“原义”,而且也是基于现实生活对经典的重新理解和解释。《论语》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结构。经典诠释也不是简单的复现与图解,而是一项转型与创新的永久工程。人们只有树立和培养一种良好的心态,才可以接受并进一步地催生和推动这种转型和创新。而这种转型和创新同时又是多元和开放所必须的。转型有利于多元；创新也受益于开放。最后是结语部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甚至是宗教的因子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触摸”孔子——孔子固然很“高大”,思想也很深邃,但人们无非还是愿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孔子(孔子一面)而已。经典是本所谓有,也本所谓无的,诠释的人多了,也就自然成了经典——我们的经典。我们不仅仅要和经典对话、要和先贤对话,更要和他人对话、和内心对话。在对话中,完善经典,也完善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论语》诠释没有唯一,只有多元。不管是作为经典的《论语》,还是作为《论语》的经典,常读常新是可能的,似乎也是应该和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