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进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并谋求在资源、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机会。特别是2020年5月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下,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多方面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更将对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一带一路”大多数的相关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都要比中国更低一个层级,与中国形成了很好的梯度优势,未来中国企业的OFDI将更多进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将成为推动外循环、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也将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力。与国内投资决策相比较而言,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决策时会面临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这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通过查询文献,笔者发现近年来学者们比较关注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于中国OFDI风险的影响,认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但是制度质量是一个较为单一的指标,它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质量。相较而言,营商环境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营商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了某个区域或者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综合水平,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越来越多地将营商环境作为一个决策因素进行系统评估,所以很有必要就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决策以及效率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拟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来者劣势理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理论以及投资动机理论等为基础,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模式选择和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构建评价营商环境综合指标的基础上,采用世界银行所公布的相关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等方法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影响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选择、模式选择和效率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理投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考虑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主要影响中国OFDI的风险与绩效,其中区位选择、模式选择反映了中国OFDI在控制风险时考虑营商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而重点决策的内容,而OFDI效率则体现了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模式选择和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为:第一,关于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选择方面,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均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总指标对中国企业OFDI的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营商环境的分指标而言,仅有创业营商环境、融资营商环境和法律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贸易营商环境和纳税营商环境的影响还较为有限,这说明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为看重的是东道国政府对进入企业监管程序的复杂性、是否具有相对规范的融资环境和是否具备较为规范的法治水平和法制环境。当考虑到不同投资动机的影响时,发现在市场寻求型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下,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有限,而资源寻求型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即使是资源寻求型动机,仍然倾向于投资总体营商环境更好的东道国。第二,关于中国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东道国营商环境越优,也即东道国具有相对较低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宽松的市场管制和相对较高的市场效率时,进入的中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模式。而当东道国营商环境较差时,也即东道国具有相对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严格的市场管制和相对较低的市场效率,此时跨国公司将会倾向于使用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在东道国营商环境五项分指标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方面,创业营商环境、融资营商环境和贸易营商环境的影响均不显著,而纳税营商环境和法律营商环境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东道国的纳税营商环境和法律营商环境越优,则中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入。第三,关于中国OFDI效率方面,研究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有效降低投资效率损失,从而有利于中国对该国OFDI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的,这一影响存在异质性,也即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中,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促进中国OFDI效率的提升,而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的文献在研究OFDI影响因素时,少有文献从营商环境的视角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而本文拟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来者劣势理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理论以及投资动机理论等,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为基础,就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这将为中国OFDI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第二,研究内容的深化。已有的文献多集中于探讨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对于OFDI进入模式的选择和OFDI效率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除了研究东道国营商环境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机制与效应以外,还将探讨其对进入模式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关于中国O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为评价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现状提供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参考。第三,实证分析更为细致和全面。现有关于营商环境影响OFDI的少量研究对于营商环境的界定和评价多停留在整体层面,鲜有文献关注了营商环境的二级指标影响OFDI的机制与效应,本文将把营商环境的总指标细分为创业营商环境、融资营商环境、贸易营商环境、纳税营商环境和法律营商环境等五个二级分项指标,从理论和实证的层面分别分析营商环境分指标影响中国OFDI的机制与效应。而且,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构建了评价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效率的模型,从宏观层面测度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效率,这一研究为评价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效率并总结该效率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