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解读《论语》“君子不器”章入手,讨论早期儒家政治思想史的一些问题。对于“君子不器”,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三个方面都是以分析“器”含义或特征为基础。第一,器,器物,用具,是自己不可活动的,被人支配使用的东西。而且作为“用具”,一定用来产生功效或用益,也就是要“有用”。因此“器”与功效、用益有关。在这个方面,本文主要将“不器”理解为“公共精神”,即士君子必须以政治事务为人生取向,以政治领域为活动领域,以公共事务优于私人生活的态度、不受支配地积极行动,从事教化政治。而不可满足于私人生活或者专注于创造用益的生产活动。第二,器,有合适的用途。每种“器”都有自已特定的用途,用作特定的活动。因此,“不器”,就是要求士、君子不可徒具一种或几种技艺,只能胜任具体的事务。对于君子来说,德行必须优先于技艺,并且以德行驾驭技艺。此处的德行,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厚的渊源,《尚书》《诗经》等经典中都有着对德行的崇尚。并且,古代的德行与现代德行不同,古代的德行主要指一种以美好行为为标志的整全的君子修养。第三,器作为用具,谁都可以拿来用。因此,“器”的特点可以理解为中立性,也就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不器”包含一种对现代专家精神的批判。君子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判断,以此来担负政治的重任,而不能无原则地服务于任何政治势力。君子必须是政治家,而不是行政官僚或小职员。政治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立场为活动目标,而职业官僚以从事日常工作维系生活。本文首先分析子产杀邓析事件。作为春秋末年的著名君子之一,郑国公族子产对邓析的打击,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邓析作为古代有记载的第一位“诉讼专家”,遭到儒家君子的反对,这具有思想史的象征意义。邓析的行为——用技艺服务于任何人,以此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带有强烈的“器”的特点。战国时代出现的游士也有这种特征。因此,本文首先讨论邓析与游士的行为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所暗示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包括以政治为谋生的途径、以技艺服务于任何势力、价值判断的缺失等。它与周代君子政治的崩溃和比较成熟的官僚制的出现相伴随。子产与邓析的斗争,表明早期儒家反对这种行为,也反对这种以“器”为特征的时代精神。从早期儒家反对邓析和游士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所反对的东西,也就可以发现儒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这场斗争中,儒家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公共精神问题、价值相对主义问题、政治作为技术问题,继而我们初步发现了早期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公共精神、德行与政治意识。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君子不器”。后面两章,我们分别讨论“君子不器”如何体现公共精神以及“君子不器”如何体现德行与政治意识。公共精神,即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优于私人生活的精神,指以积极行动来参加政治事务,以实现修己安人的君子之仕。这种政治伦理与周代的国野制度、乡遂制度为特点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因此,需从国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君子作为统治者所担负的职责,国人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作为几方面入手来理解君子的公共精神。德行指整全的君子修养和气度,并且表现为外在行为的美好。本文从后代对“君子不器”章的注疏与春秋时代的伦理两方面来理解“不器”的德行问题。政治意识,指对政治社会中不同立场和价值的冲突的自觉,以及对政治立场的坚守。简单来说,“政治意识”就是意识到政治世界中不可避免地有政治立场之别,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以专业活动为志业的人,不会关注政治立场。“君子不器”要士君子在技艺之上必须有政治意识,不可徒有技艺而失去对政治立场的判断和坚守,而要以积极行动担负政治的责任,以政治的方式(有立场的、非中立的)生活,而不能无原则地服务于任何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