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逐年攀升,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逐步调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1970年的3.3%,陡然下降到1980年的1.8%,随后一直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虽然在整体上讲,我国的生育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对于处在不同收入阶层上的家庭来说,其生育行为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外生制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经常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超生现象越严重,而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其超生意愿则很小,在极富裕家庭中,也存在一定的超生现象,但是并不普遍。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差异化的生育意愿的必然结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早有涉及。但是,其多利用宏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利用一国的宏观数据,分析该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其生育率的纵向关系,而没有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间的生育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而国外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则多集中于分析中等家庭的生育行为,例如分析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家庭所处地区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家庭收入的变化对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单纯分析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本国居民的总体特征。而且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生活成本、教育费用、性别偏好和时间价值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到其生育行为。而国内关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大都沿着西方现有的理论模式和研究路径进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生育差异的分析基本呈现空白状态。研究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进而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及生育结构也有较大差异。虽然因为政策的外生制约,这一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导致差异的内生机制仍然存在,并且会随着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逐渐显现。2016年,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这是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的人口政策调整。处于这样动态调整的政策环境之中,更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分析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及其内在机制,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政策的调整对我国的人口状况、人口结构和居民的生育行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差异化的生育行为,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政府财政预算,都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变化,对于把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差异,进而引导生育政策的制定及其配套措施的实施都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该领域亟需进行相关理论的补充与数据的分析。本论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理论和现实基础部分。本部分详细介绍了该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围绕论文的主题对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分类梳理和总结,并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居民的生育行为现状进行了分析,为论文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其次,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部分。本部分对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基准模型进行了改进,结合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家庭潜在的一项生育成本,引入到模型之中,并区别家庭计划内生育孩子数量和计划外生育孩子数量,考察存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家庭中孩子质量和数量与收入之间以及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将模型动态化,并将效用函数具体化,构建三期OLG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孩子的质量、数量以及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效用函数的具体化,对孩子的质量数量替代弹性与收入的关系做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最后,本部分在前述模型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两个理论假设,并构建相应统计指标。通过对模型的改进、推导和进一步的分析,本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实证分析部分。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本部分分别收集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宏观方面,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来的相关分组数据对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以为后续微观数据方面的重点分析作铺垫。微观方面的数据分析是重点,主要收集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组织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的历年调查数据,从平均和总体两个层面围绕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展开分析:平均情况方面,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采取了两种划分收入阶层的方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划分收入阶层和根据未知断点检验方法划分收入阶层,来分别进行考察;总体情况方面,主要通过绘制不同收入家庭孩子数量、孩子受教育年数的箱线图以及城乡不同收入家庭孩子受教育年数关于孩子个数的箱线图,来从总体分布的角度对数据进行更加全面和直观的分析。本文基于家庭最大化效用的原则,试图从微观视角的家庭选择理论出发,来分析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在孩子质量和数量选择上存在的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与其收入水平负相关,收入越少的家庭越倾向于多生孩子。同时,分析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收入弹性变化特点发现,一方面,相对于收入较高的家庭,收入的变化对于低收入家庭尤其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相比于其他收入阶层的家庭,在收入上升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的比例更大;另一方面,家庭养育孩子的质量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收入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这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对后续建议的提出也有一定参考价值。2.除了位于收入最顶层的极富裕家庭之外,在考虑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仍然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两者的替代性越强,这一结论对农村家庭来说尤其适用。3.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即家庭收入对家庭孩子数量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说明,收入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应引起重视。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1.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尤其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我们认为,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作为计划生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许对自愿计划生育、抑制超生行为有促进作用。同时,收入的提高还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孩子的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从而有助于促进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积极探索拓宽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途径,提高其收入水平,减少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是改善人口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2.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为优惠的教育政策或教育补贴。本文的分析发现,在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除了最富裕家庭之外,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政府应充分利用这一替代关系,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以引导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偏好由孩子数量向孩子质量转变。3.配合"全面二孩"政策,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实施差异化的鼓励和惩罚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如果继续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处于不同收入阶层水平上的家庭的生育差异有可能使得政策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收入较少的人会倾向于比收入较多的人生更多的孩子,而由于家庭中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性越强,尤其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又会进一步降低家庭尤其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提高孩子质量的意愿,从而抑制该阶层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其落入"低收入陷阱",这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引发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实的同时,应注意合理引导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行为,防止人口结构恶化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4.在收入差距较大背景下的差异化生育行为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需要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密切关注,审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