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中,投资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这个主要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中,投资效率的一点扭曲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巨大的资源浪费,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研究企业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在当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者大多是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下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研究。大量文献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具有利益协同效应,通过授予管理者股票期权或者限制性股票,能够促使管理者做出的投资决策更趋向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然而,也有大量文献认为,实施股权激励并不能解决企业的代理问题,反而可能成为高管向自身输送利益的工具,因为高管可能会运用权力对薪酬和激励施加重大影响。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环境和公司治理水平,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是利益协同效应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还是管理层通过股权激励为自身谋福利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是否相同?宏观货币政策又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的发挥起到何种作用?股权激励对不同程度上的过度投资是否发挥相同作用?本文以2006-201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2)股权激励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没有明显发挥作用,在民营上市公司发挥显著的负面作用;(3)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过度投资提供了环境,起到了推动过度投资的作用。(4)股权激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但对于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却有抑制作用,过度投资越严重,抑制作用越强;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不同程度的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拓宽了研究过度投资的方法,补充了现有文献在此方面的不足;(2)将宏微观相结合,综合考察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现有文献。(3)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使文章结论更具说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