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所有权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意义都不容轻视，美国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体所有权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最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专门负责制定相关媒体政策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越来越倾向于放宽以往的媒体所有权管制政策。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技术上的革新与进步，媒体数量的剧增，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等等。以上诸因素构成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决策的大环境，因此可以部分地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在近年来热衷于推行放宽管制的政策。但是，单单依赖这些外界的客观因素显然不能充分反映出最终导致放宽管制的决策过程全貌。过去学术界对此问题所作的研究大多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外界客观因素的寻找、探究和预测上，而忽略了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策过程中有关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利益冲突等深层因素的挖掘。这一研究对于客观、全面地解释放宽管制政策的出台，从而揭示美国媒体所有权政策制定的本质特征必不可少，其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因为随着国与国的关系的日益紧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政策上所做出的任何调整都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更何况涉及到媒体所有权这样的重大问题。 2003年6月2日，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更为宽松的媒体所有权政策代替以往的管制政策。对这一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媒体所有权的政策制定。在这一案例中，管制者(联邦通讯委员会)与被管制者(媒体业)以及公众权益拥护者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主要体现出一种互动的关系，彼此作用，彼此制约，彼此影响；管制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与公众权益拥护者有着相近的目标；而被管制者与公众权益拥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在就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宽媒体所有权法规这一问题，双方各自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因此，在联邦通讯委员会决策的过程中，这一三角关系时刻影响着最终的决策结果。通过对这一案例的研究以及由此所作的扩展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在联邦通讯委员会媒体所有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以及公众权益拥护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主要体现在，管制者在多数情况下更倾向于听从来自媒体大一亨的意见与要求，尤其是在被管制者内部利益不统一时，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往往自主地或迫于压力，给予那些财大气粗、权势突出的利益持有者更多的好处，因此造成前文所述的三角关系的严重倾斜与失衡。其根本原因既涉及到个钱卜几的利益，也有出自政治因素的考虑，以及来自联邦通讯委员会自身在制度体系方面所固有的一些原因。总之，美国联邦通一讯委员会在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的决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偏袒现象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这不仅对媒体业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对于代表公众利益的组织团体来说，广大民众的呼声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便无法代表公众的真实意见，那么参与性民主在美国这个标榜“民主”的匡}家吧也就徒有其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