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天津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变迁，随着城市变迁，市民犯罪现象增多，而下层市民的犯罪十分突出。本文结合当时天津城市变迁的特点，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大公报》报道的下层市民犯罪案例进行分类分析，进而论述了清末民初天津下层市民犯罪剧增的原因和特点。 犯罪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我国对犯罪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一直被置于法制史的结构和框架内，从法制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批学者将犯罪史置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把犯罪史与社会变迁史、社会发展史结合在一起，使犯罪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犯罪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有研究的余地。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中国的城市从传统向近代转变。天津作为北方较大的通商口岸城市，这种转变更加明显。首先，城市环境大大改善。1902年袁世凯接收天津之后，在天津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的改革：开发新市区；修桥筑路；建立火车站。天津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其次，近代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发达，特别是进入民国后达到了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最高峰；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繁荣，传统商业或衰败或向近代转轨；金融业迅猛发展，民国后天津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工业迅速发展，近代工业体系基本形成。第三，天津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天津城区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完善，工商业的发展，使20世纪后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天津成为外地富贵者和贫困者的理想聚集地，迁居人口大增。在迁居的人中既有商人、买办、官僚、军阀，也有破产的农民和灾民。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天津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兴起，取代了传统商人的地位，大量增加的工厂工人、无业市民、流民成为城市中比重最大的群体。第四，清末民初天津建立起了一套近代城市管理系统。袁世凯继承了“都统衙门”在天津设立的城市机构，城市的社会治安、经济、市政、交通和建设都有了专门机构管理。特别是在天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警察队伍，使政府的控制力不仅达于城市各个部门，而且将触角伸到了社会下层。近代城市管理体系的建立，大大加强了政府的控制力。天津城市在清末民初的显著特点，使它成为北方的代表城市，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市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层市民和农民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下层社会。随着城市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市民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工人、破产农民、灾民、无业游民的加入，下层市民数量的增加，使下层市民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市民的思想、行为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市民的思想状况、行为方式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特点；对市民的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是清末民初天津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对天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公报》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政治报道外，有关本埠的报道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天津普通市民生活的画卷。这些报道反映了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随着社会的变迁，市民生存环境的改变；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的变迁等。其中关于下层市民犯罪的报道不仅描述了这些犯罪的具体过程，而且有后续判罚的报道以及犯罪原因的分析等。这些报道使犯罪分子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对犯罪分子起到了警示作用。同时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下层市民犯罪的重要史料。 本文主要以《大公报》报道的案例为依据，围绕下层市民犯罪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这一时段天津城市状况、市民犯罪概况的分析，发现此时天津城市正处于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的变迁过程中，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近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多，市民的构成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社会变迁市民犯罪数量猛增，通过分析发现下层市民犯罪在市民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发展变化相对应的趋势。这表明，下层市民犯罪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其次，本文对当时天津下层市民犯罪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大公报》上报道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当时下层市民的犯罪涉及的大多是传统犯罪类型，从偷盗、抢劫等财产犯罪，斗殴、虐待等暴力犯罪到赌博、毒品、拐卖等犯罪一应俱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犯罪中增添了新内容，犯罪者使用了新的手段和方法。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错动，下层市民的普遍贫困是其犯罪猛增的重要原因。 最后，本文从下层市民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变迁两个角度对这一时期天津下层市民犯罪增多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民初天津社会迅速变迁引起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错动，城市近代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当时下层市民犯罪增多的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变迁中，特别是城市迅速从传统转向近代。《大公报》上关于天津下层市民犯罪的报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市民犯罪与城市变迁的相互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犯罪史的研究视角，对社会历史现象做出些微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