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在国际贸易投资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与国家的天然联系,国家通过所有权关系能够对其施加相当大的控制和影响,因此欧美国家往往认为国有企业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角色,对国有企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施加诸多限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更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专章规定。于2013年正式启动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下简称CAI）亦将国有企业问题作为重要的谈判议题。在第26至31轮谈判中,中欧双方就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就国有企业问题作出细化承诺。与CPTPP不同,CAI国有企业规则并未单独列为一章,而是规定在第二章投资自由化下,且其规制对象所使用的措辞为“涵盖实体”,而非国有企业。“涵盖实体”较国有企业而言,虽呈现出所有制色彩淡化的特征,但实质上范围有所扩大,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国有企业被认定为“涵盖实体”,从而受到规制。就具体义务而言,CAI国有企业规则同样对非歧视待遇、商业考虑、透明度以及国有企业监管等问题作出了约束,且很大程度上吸纳了CPTPP国有企业规定的内容。但亦有其自身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所有制色彩淡化、“宽”“严”并济和尊重多边法律框架三个方面。我国经过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水平已有了显著提升,CAI国有企业规则整体上与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是相符的。但其中部分规则于我国而言仍可能带来较大的挑战:一是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义,依据现有的政策文件中的定义来看,“涵盖实体”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契合度极高。二是我国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而CAI对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作出了较高的要求。三是CAI国有企业规则对国有企业监管问题作出了公正、非歧视和独立的监管要求,而我国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尚处在探索建立阶段,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存在缺位、不到位等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当早做准备,以缓解相关规则生效后给我国造成的冲击。一方面可以通过转变持股方式或优化股权结构等措施,尽量减少我国国有企业被纳入规制范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当继续稳步推进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措,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