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欧盟公布的《中欧投资协定》（以下简称CAI）在第四章可持续发展章节专门设计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将对包括劳动者利益保护在内的可持续发展呈现出更积极的姿态。但是,国际投资条约对投资者利益“先天”的偏向性使得国家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措施难以有效落地,由此产生了本质上东道国为保护劳工权益的主权监管权利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冲突的困境。从实体规则方面讲,首先,经济发达与不甚发达国家之间都有弥补竞争沟壑的需求,因此对劳动标准的认可度呈现出彼高我低的现状,导致在投资条约中难以达成劳工权益保护的基础认同即标准认同。其次,投资条约投资者利益保护条款措辞的不确定性扩大了仲裁庭的解释空间,从而压缩了东道国劳工利益保护监管政策的实施空间。最后,投资条约赋予投资者“硬”法律权利,而对投资者责任的施加只能依靠国际公约及企业自觉这类软约束,权利义务的失衡削弱了国家保护劳动者权益时可以制衡投资者的力量。从仲裁程序方面讲,首先,固有的亲投资者倾向使得仲裁庭在解释及裁决时偏袒投资者利益,而对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公共利益缺少关注。其次,仲裁程序的不透明性使虽为“局外人”但利害息息相关的第三方劳动者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最后,仲裁庭对涉劳动者裁决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国家为劳动者利益进行监管的能力的担忧,导致监管寒流。可以预见到,未来的投资条约将逐渐从仅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单边条约转变为兼顾东道国管理需求的综合性条约,基于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愈加重视,因此变革条约以适应趋势已不可避免。从实体规则方面讲,首先,应当求同存异地设定劳动标准,以求各方达至共识,同时允许缔约国基于国情循序渐进地作出逐步提高劳动标准的承诺。其次,改革实体条款,调整非歧视待遇条款的措辞及适用范围,借鉴欧盟式“封闭清单”明确FET标准,明确间接征收的要素以促进劳动者保护以及将劳动者权益保护纳入条款的例外,最后,加入投资者义务,在这方面,采纳直接规定劳动者保护义务的条款模式比间接模式更具针对性与执行性。从仲裁程序方面讲,首先,在解释及裁决时应考虑劳动者权益保护因素,具体的做法包括: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分步骤的歧视性评估中,采用比例原则对公平公正待遇做出平衡解释以及基于劳动者保护目的合理认定间接征收。其次,增强涉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公众参与,尤其要从主体及程序方面明晰涉劳动者保护事项公众参与的透明度标准。最后,利用当地救济及逐案同意限制仲裁庭对涉劳动者权益保护事项的管辖权。近年来,中国相继参加了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高要求的《中欧投资协定》（CAI）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协定,表明了我国推行高劳动保护标准的决心,但纵观我国的投资协定,挑战不容忽视。首先,劳动者权益保护乏力。表现为条款数量少,内容空虚,未有与核心劳动标准挂钩的意识,且缺乏合理的争端解决方案。其次,实体规则阻碍了劳动者权益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保护条款定义与范围存在模糊性。最后,全面接受ICSID管辖存在扩大的诉讼风险,不利于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针对前述问题,首先,应当增加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形式上,以附属文件灵活地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作出详细规定,内容上,需要加快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剩余公约以提高劳动标准。其次,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实体条款。包括结合非经济因素评估国民待遇条款中的相似情形,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作出限制,列举式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适用范围以及将劳动者保护目的纳入认定间接征收的要素中。最后,区别应用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应用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按照争议事项的性质分类适用不同的程序以及根据中国在对外投资中的身份按需制定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