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该兴趣又指引着翻译研究经历文化转向。正如Nida所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因为单词只有在它们作用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1文化转向的出现强调翻译领域的具体文化和情景,对诸如“可译性”,“动态对等”等抽象概念以及将翻译视为主要是语言间转换的这种传统观念避之不谈。正如Sherry Simon指出,“文化研究使得翻译领域了解到性别和文化的复杂性”~2,当性别介入翻译,女性主义对于性别与翻译的交叉性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巨大的意义,这点绝非夸张之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Barbara Godard,Sherry Simon,Susanne de Lotbinère-Harwood以及Luise von Flotow等人为代表,在加拿大和北美国家蓬勃发展,日趋成熟和系统化。女性主义者关注父权语言,在他们看来,父权语言排斥妇女,侮辱妇女,迫害妇女;他们进行女性主义写作实验,大胆尝试新单词,新拼写、新暗喻,试图推翻对妇女的压迫与征服;他们挖掘出大量在父权制文化中遗失的由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作品,并改写了大量带有厌女倾向和偏见的翻译文本;他们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多种策略公开干预原文,以证明翻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强调翻译不是再创造而是创造,因而让我们对翻译性质的了解更为深刻。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理论介入翻译领域产生了丰富而全新的累累硕果。具体而言,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本文将要集中笔墨探讨的地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由朱虹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引入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开始对女性主义翻译予以关注,此类的学术论文和相关作品递增出现。尽管如此,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大大落后,可从起步滞后和主要为评介国外研究成果这两点管窥一斑。国内学者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和发展女性主义理论贡献较小,原因可追溯至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重点从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三方面系统介绍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希望研究者能够对该新兴的但是极具发展前景的学术项目给予更多重视。在女性主义时代,女性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翻译领域也不例外。本文作者除了详细介绍女性主义翻译外,还解释了与女性主义相关的术语,历史上女性主义与翻译的交叉,说明了女性主义在中国以及西方发展的现状,而且对该研究进行了公正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提供了恰当的例证研究和丰富的例子及引言作为说明和论证基础。由此可见,本文作者力图实现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最后,性别在任何文本操作中对意义的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使我们对翻译过程产生了不一样且更为深刻的了解。然而,性别不是文化情境中作用的唯一因素,不是译者、理论家和研究者应该承认并给予关注的唯一因素。毫无疑问,还存在众多其它作用的因素。然而单单是性别研究,就给翻译领域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野,因而学术界应当给予其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