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汉代士人关系的问题，在学界不乏关注，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相关问题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西汉前期及东汉中后期，或集中在个别重要人物及著作，贯通两汉的主题性的讨论较少，对庄子也缺乏足够的重视，面对道家与汉代士人关系这样庞大的题目，可讨论的空间还很大。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以“道家与汉代士人心态及文学”为题，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采用叙论、考论相结合的方式，对道家与汉代士人的政治观念、人生态度、生命意识、文学创作等关系进行了讨论。讨论主要是以主题研究的方式展开，其论述基本上是以话题为中心，以道家为线索，以道家与士人的关系为对象，同时尽可能地考虑其他思想文化因素的介入。除了绪论，正文分“上编道家与汉代士人心态”与“下编道家与汉代士人文学”两部分，各为三章。绪论：简述汉代的思想文化背景，认为道家在汉代是仅次于儒家的另一主要思想潮流。分类介绍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并对道家、士人、心态等概念以及论文所运用的道家著作做了简单的说明，最后概括了论文几点主要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道家与汉代士人的无为政治心态汉代之前，儒、道、法诸家都存在无为的政治思想，道家更是将“无为”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进入汉代，道家深刻地影响着士人无为政治心态的形成。西汉前期，不管是“言”还是“行”，无为政治心态都形成显著的潮流，并表现为以道家为主导，儒家为侧流的格局。西汉中后期，士人的无为政治心态转向平淡，但仍以细流的方式平稳地流衍，并主要地体现在言论方面，其思想内涵则变为儒、道并存与融合。东汉前期，士人的无为政治心态依然延续着西汉中后期以来的流脉，略为不同的是，政治实践中的无为比较明显地表现为儒家德政式的无为。东汉中后期，士人的无为政治心态虽然延续不绝，但缺乏与无为政治相关的集中的理论探讨，并且转而变为以儒家为主导、援道入儒的格局，士人的无为政治行为也主要散见于地方行政，且多以儒家德政的面目出现。道家对汉代士人政治心态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从强到弱、从显到隐的趋势。由于无为政治思想于道家而言最为本色当行，又主要是由道家引入汉代，所以，汉代士人无为政治心态的形成，道家还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章：道家与汉代士人隐处、谨慎戒惧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周易》，还是道家、儒家，都存在着隐处的思想，其中以道家隐处态度最显突出。以道家为主，又经常结合《周易》与儒家，先秦的隐处思想影响并参与构成汉代士人隐处的心态，并具体地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隐处以避患全身，其二是隐处以恰情养性，其三是隐处以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与持守道德人格。同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险恶、时人对隐处行为的赞许、执政者察举徵聘时对隐处之士的特别关注等也都促进了士人隐处心态的形成。士人的隐处心态尤以两汉之际与东汉后期最为突出。由于道家的隐处具有深刻的自觉，并视之为基本的人生态度，高度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所以，它对士人隐处心态的影响积极地推动了士人私人空间的构建。周人的深重忧患意识及由之而来的“敬”的观念体现着他们面对所处世界的谨慎戒惧的态度，《周易》于此有所体现。谨慎戒惧的思想观念又都存在儒、道两家之中，甚至成为道家处世态度的核心内容及主要特征。汉代士人主要接受道家的影响，同时容纳《周易》与儒家的思想，在仕宦中对吉凶、祸福的倚伏变化持有辩证的认识，对无处不在的祸患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普遍地存在着谨慎戒惧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畏忌盛盈、持守谦德；其二、知足知止、明哲保身。儒家的影响偏向于谨慎的一面，显得比较温和。道家的影响则偏向于戒惧的一面，其程度更显激烈、深透。在道家的影响下，汉代士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现实人生的多患与可畏，其处世态度多了一份沉重与忧惧。第三章：道家与汉代士人自然、自由的生命意识“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汉代士人受道家影响，形成了自然的生命意识，包括自然的生死观和自然的养生观。通过厚葬风气中不时发生的薄葬事件，可以看到，在非理性生命意识流行的汉代，道家的自然生死观对士人也起到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并且对奢靡的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批判和警示作用。受道家影响，部分士人还认识到“生也天行，死也物化”的生命过程的自然性，并且意识到精、气、形的密切关系及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生命的物质性，进而形成了以节制情欲、养气蓄精守神为主要内容的清静无为的自然养生观。庄子在汉代的流传线索不仅存有很多明确的证据，而且有着阶段性的变化。简括地说，庄子在西汉前期一度活跃，自刘安淮南集团覆灭后相对隐淡，一直到西汉末期才再度兴起，此后比较明显地流传至整个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庄子已深入士人性情而渐成显流之势。随着庄子的流传，他的自由的思想在经学之外给士人以别样的精神资源，启发、刺激了士人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促进了士人对伦理秩序的反思与突破，从而树立起与儒家的群体价值观相反而互补的重视个人自我的个体价值空间。第四章：儒道共存的思想图景及汉代士人文学的个体意识汉代士人文学的思想图景表现为以儒道共存为主干的格局，并有着阶段性的变化。西汉前期，众声喧哗之中已呈儒道共存为主的局面，儒道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共存，融合的趋势初步出现。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儒道得到进一步的协调，其共存表现为以儒为主、儒道融合的格局。东汉中后期，儒家主导地位减弱，道家影响明显增强，儒道在共存中实现融通。在这一过程中，道家对士人文学的影响经历了由外在到内在、由浅入深的变化，逐渐促进了士人文学对私人空间的关切与个体精神的表达。这给汉代士人文学带来了异于儒家所重视的国事民生、政教伦理之类的内容，在儒家兴盛而群体意识强烈的汉代社会，推动着汉代士人文学个体意识的自觉，具体地激发了汉代抒情赋的兴起，并且强化了汉代文学的抒情性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第五章：道家与汉代士人文学中“游”的精神“游”的精神在汉代之前的儒家、道家、屈宋辞赋等那里已经有丰富的表现，其中以道家的“游”的精神最为本色。道家既有带着现实色彩的山水之游又有带着虚拟色彩的神人之游，而且还有随处可见的各种自在自得的优游，“游”在道家那里成为它的核心精神之一，充分地展现了一种自由无碍的精神境界，显示出高度自觉的精神超越品质以及对人生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各种游的精神对汉代士人产生了影响，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并主要地表现为三种类型：游行、游仙、游心。《诗经》、《论语》与屈宋辞赋的“游”的精神多影响及相对具体的游行，部分地表现于游仙与游心。道家的影响主要在游仙与游心，它影响及汉代士人文学的是更显内在的、超越性的“游”，并集中体现在《淮南子》及士人的书信、辞赋之中，尤以辞赋为重。汉代士人文学的游仙与游心之深受道家影响有其必然的原因，因为文学本身受制并体现着士人的心态，而汉代士人在道家的主导影响下形成的自由、隐处、谨戒的心态等都带有超越性的“游”的意涵，前者含有无拘束的自在之游的精神，后者则是对俗世的某种疏离，所以，游仙与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心态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在以儒家为主流思想而重视纲纪伦理、礼乐政教的汉代，文学创作的观念及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常表现出与时代相应的注重政教伦理的实用、用世的倾向，道家的介入为汉代文学带来了别样的天地，促使士人在文学中展示一个带着精神超越性的、自在自得的“游”的世界，从而提高了汉代文学的超功利的美学品格，延续并增强了中国古典文学超功利的审美传统。第六章：道家与汉代士人文学的修辞、风格及创作思维、观念汉代士人的辞赋受《庄子》影响，往往虚拟各式人物进行对话，并且在对话人物的神情、动作方面多有夸张描写，后者又及于散文领域。《庄子》的虚拟、夸张的修辞方法对汉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提高了汉代文学的表现力及艺术性。同时，道家著作本身存在着奇谲与宏肆的风格，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观念，它与《战国策》文及屈宋辞赋一起影响及士人的文学创作，促使汉代士人文学形成奇谲与宏肆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道家还影响及汉代士人的文学创作思维、观念，带给他们以齐物、推类的思维方式，以及自由的、追求无限的观念。道家通过对汉代士人文学的修辞、风格及创作的思维、观念的影响，提高了汉代文学的艺术审美品质，并与《战国策》文及屈宋辞赋一起，参与到汉代文学那种气势恢弘、视野博大的时代特征的构建中。